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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打砸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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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楼  发表于: 2008-07-10   
瓮安事件调查:警方与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的秘密

2008年07月10日14:49 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sina.com.cn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玉山帮”开始叫响,组织者名叫李发芝,于2000年被捕入狱。同样来自玉山的卢宝霖、韩波等人逐步成为帮中老大,其中又以卢宝霖名头最响。有关卢宝霖的起家,在当地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拐卖,有的说是诈骗,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卢氏兄弟能打,有狠劲”。

  在从瓮安到玉山的路上,每每提及卢宝霖的名字,但凡上点年纪的男性村民无人不知,却纷纷避而不答。至玉山镇街头,这种恐惧气氛更加明显,很多人听到提及卢宝霖这三个字便扭头走开。最后,一位曾担任过教师的老者在确认个人信息不会被透露后,终于答应“讲讲卢宝霖”。为掩人耳目,他远远地带记者悄悄走进巷子深处的家里,在外屋刚刚落座,还是不放心,又带我们穿过两扇门,进到最里面一间小卧室才肯开口。

  据他介绍,卢宝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父曾做过小学教员,早年因触电去世。卢宝霖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并未做过正当生意。由于打架出名,很快就在玉山聚集了一帮社会混混儿,至本世纪初年,在玉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事情,镇上或村里的干部办不了的,都得找他帮忙,派出所抓了他的手下,都要赶紧给他打招呼”。随着势力壮大,“玉山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直接冲到派出所抢人、在街上公开打警察的事情。

  最近四五年,卢宝霖已经不满足于在玉山小镇混迹,带领“玉山帮”逐步成为瓮安县城第一大帮。据当地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玉山帮”之前,瓮安也曾有过几个帮派,但都没法与“玉山帮”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是一个叫张明狗的人,此人专营长途运输生意,平常也爱小打小闹,后在数次“严打”整治行动中逐渐没落。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八一帮”因老大在家中排行老八而得名,但也不过是靠开赌场圈钱。直至最近几年崛起的“玉山帮”,一方面靠抢夺矿山、开赌场、放高利贷甚至是贩毒等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靠广泛吸纳社会混混儿打架而称霸一方,“前几年打架很少出人命,但这几年在街上砍人的事儿常有,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了”。

  卢宝霖到底是如何在县城做大的?虽无实据可考,但在当地群众看来,善于与当地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些蛀虫建交情搞关系是胜出的杀手锏之一。除了利益诱惑,另一背景事实是,前几年当地县政府及公安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均来自玉山,也不排除有乡邻亲朋等人情关系掺杂。“公检法部门里都藏有他们的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这边刚说要抓人,回头一个电话报信,就跑了。即便是抓进去,也没关系,关两天就放人,情况严重的话大不了判个缓刑。”也正是这种长期混杂不清的关系,使得百姓对公安部门意见最大。“为什么这次冲突中,受攻击最严重的是公安局而不是别的部门?绝不会仅仅因为李树芬的死这一个案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玉山的卢宝霖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并未减弱。相反,由于“玉山帮”的势力并不仅限于县城,而已经渗透到许多乡镇,因此,在小镇上大家养成了“只谈历史,不问现实”的习惯。“哪怕是邻居都不敢完全信任,谁能保证他跟帮里的兄弟们没有关系?”前述退休老教师向记者感叹,“有时候被打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开始在乡间蔓延,有人说“玉山帮”已经壮大到千余人,光下面的“堂口”就有6个;有人说“玉山帮”出手阔绰,谁家办喜事,动辄就送上千元大礼,但回头拍拍你的肩膀就要翻倍掏出来……

  瓮安:纷乱难管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据上述退休老干部介绍,瓮安为革命老区,在黔南算得上是文化底子较厚的一个县,“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瓮安一个县每年因信访立案的案件数量就能抵得上黔南南部6个县的总和,但大多为百姓之间的纠纷。直至近几年,杀人、伤人、盗抢等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才猛增起来”。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多名,虽然相比其他兄弟县市并不算少,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位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期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此外,瓮安县还有两所乡镇高中,草塘中学即是其一。据该校一位领导介绍,虽然草塘中学这样的高中在黔南州排在最底端,每年都要等一级梯队的都匀中学和二级梯队的县城中学录取完成后才能招生,分数要比县中低200多分,“但因为远离县城,相对还算清静一些”。

  当地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候,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一个堂堂的县城初中,升学率都不及偏远乡镇的中学!”说起来难掩气愤之情。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这个曾因假钞泛滥而被冠以“小贵阳”之称的乡镇,在瓮安算得上是大镇,但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大部分人在家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两人在草塘镇那乡村是邻居,据陈光权母亲介绍,儿子去年在一个远房叔叔的介绍下进县城干活,名为造纸厂,实际上是学习装潢,每月四五百块钱,勉强够他自己开销。刘言超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取高中,在家呆了大半年,两个月前跟随陈光权去县城学装潢。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6·28”的导火索

  大量的闲散少年游荡在街头,被拉入帮派后,再靠着以前的同学关系开始帮忙“收兄弟”。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时候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所指的“出事”,大多因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大规模移民从3年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玉山镇大池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4个小组已经几乎搬完,但仅剩的两户人家却因“人多地少”而未获准搬迁,涨水已经快要淹没房屋,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城乡开发和修路涉及到的耕地征用与拆迁补偿,亦是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以瓮安县城变迁为例,文峰路为主干道的新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规划建设。据上述退休老干部回忆,当时此处大多为农民耕地,虽按照较高标准补偿,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故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县城建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当时,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但由于李树芬直系亲属当日均不在瓮安,并未签署。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趁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

  一场举世震惊的冲突终于酿成。-



  以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为导火索,贵州爆发的“6·28”群体性冲突将小城瓮安推上了风口浪尖。死因争议背后,长期积聚的干群矛盾、警民矛盾才是更为重要的推手。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下午的“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所指,“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记者◎魏一平 摄影◎黄宇

  7月3日,贵州,牛场。这里是从贵阳前往瓮安的重要中转站。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县级市福泉与瓮安同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虽为近邻,但班车并未直接连通。从贵阳去瓮安,通常的选择有两个:一是直接从贵阳至瓮安,但汽车班次较少;二是从贵阳至福泉,再往北到两县市交界处的牛场,换车到瓮安。这样一来,虽然瓮安位于贵阳东北不足180公里处,但因在区划上属于黔南州,交通亦稍显不便,单程约需4小时。

  “6·28”事件后的第5天,瓮安县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沿街商铺均已照常营业。但异常处仍然显见——县城主干道上,不时会有列队整齐的武警战士手持警棒巡逻,把守在银行及政府各部门的战士背对站立,警惕地注视着不同方向。每个路口都有警察24小时轮岗值守,佩戴“平安瓮安”字样红袖标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随处可见。街道上拉起了密密麻麻的横幅,当地电视台和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政府的相关政策,敦促尚未归案的不法分子尽快投案自首……与此对应,较为隐秘的变化是,夜晚的街道上虽仍旧霓虹闪烁,但据当地群众反映,“热闹”已经变了味道——“骑着摩托车出来砍人的混混儿少了,牵着狗出来散步的百姓多了。”

  在瓮安的3天里,记者先后走访了玉华、草塘、天文、玉山、龙塘、雍阳等乡镇,试图探寻“6·28”事件背后的瓮安之乱。这恰似一个罗盘,以矿产资源等经济利益的争夺为核心,以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土地征用等矛盾为辐射,夹杂在其间的亲朋人情,将相当一部分矿主、政府官员、警察、江湖兄弟与学生娃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而李树芬之死,不过是这数不清网眼中的一个罢了。

  玉华:小城矿都

  从瓮安县城出发,沿山间公路西行,半小时后,可见一小片民居掩映在群山间,即为玉华乡。乡派出所位于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是乡上仅有的几栋楼房之一,俯瞰着散布在周围的破旧平房,格外显眼。虽然从人口和面积上说,玉华在瓮安县23个乡镇中算不上显眼,但在经济上,这里却是瓮安的重镇之一,只因矿产资源丰富。

  过玉华乡后,柏油公路变为崎岖不平的砂石土路,车在运煤车掀起的尘土间颠簸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到达死者李树芬家所在的雷文村。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四口之家,父母常年在家务农,跟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以种植烟草获得的微薄收入供应孩子的学业。据李树芬的一位直系亲属介绍,李树芬从小乖巧懂事、性格活泼,与哥哥李树勇的感情很好。3年前,从玉华中学毕业的李树勇考取瓮安二中,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李树芬即跟随哥哥到县城读书,后考入瓮安三中。“兄妹俩寄宿在县城一位远亲家里,平时父母给的零用钱都是由妹妹保管,哥哥花钱要跟妹妹要。”

  为节省来回路费,加之交通并不方便,兄妹俩并不经常回家。瓮安县城与雷文村之间的这段山路由数不清的陡弯组成,通常不足百米就有一个,突然从树丛后面拐出的大卡车呼啸而过,都是矿上的运输车。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翠绿的群山间,冒着浓烟、喷着火舌的矿场烟筒开始密集起来。同行的司机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是瓮安县矿山最集中的地区。

  仅从玉华乡上的建筑和车辆看,并未显现富裕迹象,破败的房屋并无次序,逼仄的街道错乱交织,交通工具多为两轮摩托车。在街上“摆龙门阵”的村民如此回答我们的疑惑:“矿场占地大多是山间的村庄耕地,补偿到老百姓手里的钱很少,除了有少部分当地青年到矿上干活以外,对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好处。”记者随机走访了邻近山路的一家矿场,据在此上班的一位当地村民介绍,这家建于4年前的矿场由福建一位老板投资,当时给村民们的耕地补偿只有每平方米9块钱,“通常的做法是,先让我们在没有标明价格的补偿协议上签字,声称一定不会亏待我们,老百姓懂得少,总以为卖地打工比种地划算,但后来的钱少得可怜,再抗议的时候已经是白纸黑字,没法子了”。

  其实,瓮安的矿业兴盛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据一位曾在当地政府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瓮安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80%以上,以油菜、烤烟为主的经济作物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全县一年的产煤量也不过十几万吨,除了供应电厂和百姓生活自用外,几乎卖不出去。“当时煤炭价格很低,这里的交通又差,发展矿产并非县里的首选。”

  但这一切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了变化。2000年后,随着矿产价格的猛涨,矿场猛然间多起来,与此同时,交通设施的改善与招商引资的风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矿业发展。一大批福建、广东等南方老板来此投资开矿,本地的有钱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矿产,“但由于瓮安的煤层薄,通常只有两三米厚,不适合建大矿,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小矿”。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瓮安县还是黔南州除州府所在地都匀市以外唯一一个财政上交县,后来逐渐被邻近的福泉超越。县里要发展经济,利用矿产丰富的优势是条捷径,但也最容易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上述知情人士感慨道。因为耕地补偿、吃水用电等种种问题,由开矿引起的矿群冲突与干群冲突时有发生。“但老百姓更多是对当地干部不满,我们相信矿老板给出的补偿不会那么低,多半是让当官的吃掉了。”不止一位村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据当地群众介绍,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某也是玉华乡人,曾因矿产纠纷,于去年联合本村村民跟当地公安部门发生冲突。李树芬出事后,他花钱租用冰棺保存其遗体,并雇人昼夜看护,“让当地一些公安人员很是气愤”。

  因矿而起的矛盾还不至于此。“谁都知道开矿能淘金,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混混儿便开始变着法地抢矿,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直接要求入股,有的是要求垄断运输。”一位前几年跑运输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当地运矿的大卡车往往都有相应关系照应,有的甚至直接为交警所有,“否则,一个月光罚超载就赔光了”。另据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分析,“矿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官员获取开矿的便利,一方面又要寻求保护,有的政府和公安人员参与矿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候,警察还会成为矿老板与帮派混混儿之间的调停者。就在今年上半年,当地便爆发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由韩国公司和四川公司联合投资的一座矿场,在即将完工之际遭到一部分人阻挠,“拦住道路,不让大型机械通过,要抢夺矿产运输权,后来抓了几个,不过很快就放了”。

  玉山:江湖老大

  抓人、放人、再抓、再放……这正是当地一位警察向记者描述的工作状态,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警员说起这些也有些无奈。对于当地警方一部分干部与黑恶势力的密切关系,在百姓乃至官员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抓人是为了适当压制一下,放人也是迫于压力和利益的驱使,双方关系很微妙。”瓮安县城一位对当地情况了解较为深入的私营老板分析道。

  要观察瓮安的“江湖”格局,就不得不从玉山说起。据当地警方通报,对“6·28”事件涉案人员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升至百人以上,涉及到当地黑恶势力中的6个帮派,其中以“玉山帮”为最多。这个在当地群众中尽人皆知的“瓮安第一帮”,因多位老大均来自玉山镇而得名。

  其实,如果不是“玉山帮”的崛起,即便在瓮安,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玉山这个名字。这个位于县城西北20多公里处的偏远小镇,既没有玉华那般丰富的矿藏,也没有草塘那样发达的手工业,甚至连当地散布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玉山都没能分得一杯羹。上世纪90年代,寂寂无闻开始被打破——因为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猖獗,玉山曾被列入县委“打拐办”重点整治地区的名单。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玉山帮”开始叫响,组织者名叫李发芝,于2000年被捕入狱。同样来自玉山的卢宝霖、韩波等人逐步成为帮中老大,其中又以卢宝霖名头最响。有关卢宝霖的起家,在当地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拐卖,有的说是诈骗,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卢氏兄弟能打,有狠劲”。

  在从瓮安到玉山的路上,每每提及卢宝霖的名字,但凡上点年纪的男性村民无人不知,却纷纷避而不答。至玉山镇街头,这种恐惧气氛更加明显,很多人听到提及卢宝霖这三个字便扭头走开。最后,一位曾担任过教师的老者在确认个人信息不会被透露后,终于答应“讲讲卢宝霖”。为掩人耳目,他远远地带记者悄悄走进巷子深处的家里,在外屋刚刚落座,还是不放心,又带我们穿过两扇门,进到最里面一间小卧室才肯开口。

  据他介绍,卢宝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父曾做过小学教员,早年因触电去世。卢宝霖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并未做过正当生意。由于打架出名,很快就在玉山聚集了一帮社会混混儿,至本世纪初年,在玉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事情,镇上或村里的干部办不了的,都得找他帮忙,派出所抓了他的手下,都要赶紧给他打招呼”。随着势力壮大,“玉山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直接冲到派出所抢人、在街上公开打警察的事情。

  最近四五年,卢宝霖已经不满足于在玉山小镇混迹,带领“玉山帮”逐步成为瓮安县城第一大帮。据当地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玉山帮”之前,瓮安也曾有过几个帮派,但都没法与“玉山帮”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是一个叫张明狗的人,此人专营长途运输生意,平常也爱小打小闹,后在数次“严打”整治行动中逐渐没落。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八一帮”因老大在家中排行老八而得名,但也不过是靠开赌场圈钱。直至最近几年崛起的“玉山帮”,一方面靠抢夺矿山、开赌场、放高利贷甚至是贩毒等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靠广泛吸纳社会混混儿打架而称霸一方,“前几年打架很少出人命,但这几年在街上砍人的事儿常有,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了”。

  卢宝霖到底是如何在县城做大的?虽无实据可考,但在当地群众看来,善于与当地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些蛀虫建交情搞关系是胜出的杀手锏之一。除了利益诱惑,另一背景事实是,前几年当地县政府及公安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均来自玉山,也不排除有乡邻亲朋等人情关系掺杂。“公检法部门里都藏有他们的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这边刚说要抓人,回头一个电话报信,就跑了。即便是抓进去,也没关系,关两天就放人,情况严重的话大不了判个缓刑。”也正是这种长期混杂不清的关系,使得百姓对公安部门意见最大。“为什么这次冲突中,受攻击最严重的是公安局而不是别的部门?绝不会仅仅因为李树芬的死这一个案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玉山的卢宝霖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并未减弱。相反,由于“玉山帮”的势力并不仅限于县城,而已经渗透到许多乡镇,因此,在小镇上大家养成了“只谈历史,不问现实”的习惯。“哪怕是邻居都不敢完全信任,谁能保证他跟帮里的兄弟们没有关系?”前述退休老教师向记者感叹,“有时候被打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开始在乡间蔓延,有人说“玉山帮”已经壮大到千余人,光下面的“堂口”就有6个;有人说“玉山帮”出手阔绰,谁家办喜事,动辄就送上千元大礼,但回头拍拍你的肩膀就要翻倍掏出来……

  瓮安:纷乱难管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据上述退休老干部介绍,瓮安为革命老区,在黔南算得上是文化底子较厚的一个县,“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瓮安一个县每年因信访立案的案件数量就能抵得上黔南南部6个县的总和,但大多为百姓之间的纠纷。直至近几年,杀人、伤人、盗抢等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才猛增起来”。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多名,虽然相比其他兄弟县市并不算少,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位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期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此外,瓮安县还有两所乡镇高中,草塘中学即是其一。据该校一位领导介绍,虽然草塘中学这样的高中在黔南州排在最底端,每年都要等一级梯队的都匀中学和二级梯队的县城中学录取完成后才能招生,分数要比县中低200多分,“但因为远离县城,相对还算清静一些”。

  当地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候,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一个堂堂的县城初中,升学率都不及偏远乡镇的中学!”说起来难掩气愤之情。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这个曾因假钞泛滥而被冠以“小贵阳”之称的乡镇,在瓮安算得上是大镇,但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大部分人在家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两人在草塘镇那乡村是邻居,据陈光权母亲介绍,儿子去年在一个远房叔叔的介绍下进县城干活,名为造纸厂,实际上是学习装潢,每月四五百块钱,勉强够他自己开销。刘言超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取高中,在家呆了大半年,两个月前跟随陈光权去县城学装潢。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6·28”的导火索

  大量的闲散少年游荡在街头,被拉入帮派后,再靠着以前的同学关系开始帮忙“收兄弟”。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时候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所指的“出事”,大多因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大规模移民从3年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玉山镇大池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4个小组已经几乎搬完,但仅剩的两户人家却因“人多地少”而未获准搬迁,涨水已经快要淹没房屋,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城乡开发和修路涉及到的耕地征用与拆迁补偿,亦是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以瓮安县城变迁为例,文峰路为主干道的新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规划建设。据上述退休老干部回忆,当时此处大多为农民耕地,虽按照较高标准补偿,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故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县城建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当时,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但由于李树芬直系亲属当日均不在瓮安,并未签署。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趁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

  一场举世震惊的冲突终于酿成。-

2008年07月10日14:49 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玉山帮”开始叫响,组织者名叫李发芝,于2000年被捕入狱。同样来自玉山的卢宝霖、韩波等人逐步成为帮中老大,其中又以卢宝霖名头最响。有关卢宝霖的起家,在当地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拐卖,有的说是诈骗,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卢氏兄弟能打,有狠劲”。

  在从瓮安到玉山的路上,每每提及卢宝霖的名字,但凡上点年纪的男性村民无人不知,却纷纷避而不答。至玉山镇街头,这种恐惧气氛更加明显,很多人听到提及卢宝霖这三个字便扭头走开。最后,一位曾担任过教师的老者在确认个人信息不会被透露后,终于答应“讲讲卢宝霖”。为掩人耳目,他远远地带记者悄悄走进巷子深处的家里,在外屋刚刚落座,还是不放心,又带我们穿过两扇门,进到最里面一间小卧室才肯开口。

  据他介绍,卢宝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父曾做过小学教员,早年因触电去世。卢宝霖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并未做过正当生意。由于打架出名,很快就在玉山聚集了一帮社会混混儿,至本世纪初年,在玉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事情,镇上或村里的干部办不了的,都得找他帮忙,派出所抓了他的手下,都要赶紧给他打招呼”。随着势力壮大,“玉山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直接冲到派出所抢人、在街上公开打警察的事情。

  最近四五年,卢宝霖已经不满足于在玉山小镇混迹,带领“玉山帮”逐步成为瓮安县城第一大帮。据当地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玉山帮”之前,瓮安也曾有过几个帮派,但都没法与“玉山帮”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是一个叫张明狗的人,此人专营长途运输生意,平常也爱小打小闹,后在数次“严打”整治行动中逐渐没落。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八一帮”因老大在家中排行老八而得名,但也不过是靠开赌场圈钱。直至最近几年崛起的“玉山帮”,一方面靠抢夺矿山、开赌场、放高利贷甚至是贩毒等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靠广泛吸纳社会混混儿打架而称霸一方,“前几年打架很少出人命,但这几年在街上砍人的事儿常有,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了”。

  卢宝霖到底是如何在县城做大的?虽无实据可考,但在当地群众看来,善于与当地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些蛀虫建交情搞关系是胜出的杀手锏之一。除了利益诱惑,另一背景事实是,前几年当地县政府及公安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均来自玉山,也不排除有乡邻亲朋等人情关系掺杂。“公检法部门里都藏有他们的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这边刚说要抓人,回头一个电话报信,就跑了。即便是抓进去,也没关系,关两天就放人,情况严重的话大不了判个缓刑。”也正是这种长期混杂不清的关系,使得百姓对公安部门意见最大。“为什么这次冲突中,受攻击最严重的是公安局而不是别的部门?绝不会仅仅因为李树芬的死这一个案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玉山的卢宝霖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并未减弱。相反,由于“玉山帮”的势力并不仅限于县城,而已经渗透到许多乡镇,因此,在小镇上大家养成了“只谈历史,不问现实”的习惯。“哪怕是邻居都不敢完全信任,谁能保证他跟帮里的兄弟们没有关系?”前述退休老教师向记者感叹,“有时候被打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开始在乡间蔓延,有人说“玉山帮”已经壮大到千余人,光下面的“堂口”就有6个;有人说“玉山帮”出手阔绰,谁家办喜事,动辄就送上千元大礼,但回头拍拍你的肩膀就要翻倍掏出来……

  瓮安:纷乱难管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据上述退休老干部介绍,瓮安为革命老区,在黔南算得上是文化底子较厚的一个县,“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瓮安一个县每年因信访立案的案件数量就能抵得上黔南南部6个县的总和,但大多为百姓之间的纠纷。直至近几年,杀人、伤人、盗抢等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才猛增起来”。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多名,虽然相比其他兄弟县市并不算少,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位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期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此外,瓮安县还有两所乡镇高中,草塘中学即是其一。据该校一位领导介绍,虽然草塘中学这样的高中在黔南州排在最底端,每年都要等一级梯队的都匀中学和二级梯队的县城中学录取完成后才能招生,分数要比县中低200多分,“但因为远离县城,相对还算清静一些”。

  当地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候,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一个堂堂的县城初中,升学率都不及偏远乡镇的中学!”说起来难掩气愤之情。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这个曾因假钞泛滥而被冠以“小贵阳”之称的乡镇,在瓮安算得上是大镇,但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大部分人在家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两人在草塘镇那乡村是邻居,据陈光权母亲介绍,儿子去年在一个远房叔叔的介绍下进县城干活,名为造纸厂,实际上是学习装潢,每月四五百块钱,勉强够他自己开销。刘言超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取高中,在家呆了大半年,两个月前跟随陈光权去县城学装潢。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6·28”的导火索

  大量的闲散少年游荡在街头,被拉入帮派后,再靠着以前的同学关系开始帮忙“收兄弟”。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时候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所指的“出事”,大多因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大规模移民从3年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玉山镇大池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4个小组已经几乎搬完,但仅剩的两户人家却因“人多地少”而未获准搬迁,涨水已经快要淹没房屋,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城乡开发和修路涉及到的耕地征用与拆迁补偿,亦是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以瓮安县城变迁为例,文峰路为主干道的新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规划建设。据上述退休老干部回忆,当时此处大多为农民耕地,虽按照较高标准补偿,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故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县城建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当时,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但由于李树芬直系亲属当日均不在瓮安,并未签署。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趁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

  一场举世震惊的冲突终于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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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楼  发表于: 2008-07-10   
瓮安事件溺亡女生人生轨迹:只是普通女孩(图)

2008年07月11日04:59  来源:《东方早报》



刘言超说,他做到第三个俯卧撑时,李树芬从这座大堰桥上跳入河中。


  第一线调查

  17岁的李树芬溺亡于深夜,身旁只有两名目击者,这离奇的情节引发了种种流言,并最终酿成“6·28”打砸烧事件……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记者通过采访她的亲属、班主任、同学和伙伴,试图还原一个花季少女的真实人生

  “17年,犹如只看着她过了17个大年三十。”7月8日凌晨,在贵州瓮安县文峰路“留一手特色烤鱼店”,39岁的黎兴财皱着眉,掰着手指头回忆着。

  黎兴财本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小商人,但“6·28”打砸烧事件后,因为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他骤然变得“暂时特殊起来”——他是李树芬的“外表公”,也就是李树芬外公的表弟。

  黎兴财口中的“她”,就是李树芬。6月21日子夜,她和初二的同班同学王娇及两名男青年陈光权及刘言超到县城旁西门河大堰桥玩耍,“溺水而亡”。这最终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瓮安“6·28”打砸烧事件。

  成长 ■17个“大年三十”

  李树芬和黎兴财都是瓮安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人,他们的老家间只隔着一户人家,相距只有10米远。

  1991年9月4日(农历七月廿六日),李树芬降生在这个坐落在山谷中的小村庄,比她的哥哥李树勇晚两年诞生。如愿以偿地儿女双全,父母李秀荣与罗平碧逢人便笑。

  李秀荣夫妇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上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当地乡土痕迹。黎兴财说,李秀荣早年辍学,16岁结婚,17岁得子,不到20岁时又有了女儿。李秀荣夫妇主要以种植烟草为生,一家人每年烤烟可以收入一万多元,此外,李秀荣这个人“勤快,能干”,除了田地农活外,他还开起了拖拉机,每年能赚一大把“外快”。为此,“这家人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红火,在全村属于上等收入人家”。

  李树芬出生后,黎兴财等村民纷纷上门庆祝。那时候,小树芬胖乎乎的,只知道趴在母亲怀中吃奶、哭泣与睡觉。一年后,时年24岁的黎兴财结婚了。婚后,他带着妻子远离家乡,前往厦门等地打工,直到今年两口子才回瓮安县城开了“留一手特色烤鱼店”。

  黎兴财回忆道,在外打工期间,他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望父母,报平安。每年回家,他都能见到“邻家的小女孩李树芬”。他说,十多年来,李树芬的成长,在他脑袋中就像过电影一样,简短而富有变化:春节到了,李树芬穿着厚衣服偎依在父母的怀中;春节到了,李树芬穿着小鞋子在村口泥路上与其他小伙伴一起奔跑;春节到了,李树芬梳起了小辫子……春节到了,李树芬身高已经超过了1.5米,鹅蛋形的脸,中发齐肩,散发着大姑娘的气息。她见到黎兴财依旧亲切地喊着“外表公”,但人已变得羞涩起来。

  从村里人那里,黎兴财得知,李树芬不但乖巧,学习也可以,与哥哥一起在20公里外的瓮安县城读书。

  今年5月的一天,李树芬与另一女孩到黎兴财新开张不久的烤鱼店玩。那一天,李树芬很高兴,临走时还不忘恭维外表公“你店的生意不错嘛”。黎兴财说,他留李树芬在店里一起吃饭,但“这个羞涩的女孩”有点不好意思,未吃饭找个空子就转身离开了。

  这是黎兴财与李树芬生前见的最后一面。当他再次见到李树芬时,已经是6月22日凌晨3时许,李树芬的尸体刚从西门河捞上来,她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口鼻中满是泥沙。

  就这样,李树芬走过了她的17年。黎兴财这才意识到,17年原来是这么短暂,在他的眼里,李树芬的17年,短暂地犹如过了17个“大年三十”,简单得只有一个季节:冬天。

  如今,黎兴财与所有认识李树芬的人一样,一直试图从脑海中调出有关李树芬生前的所有记忆,他为17年的短暂叹息不已,也为没能多接触了解这名小女孩而深感遗憾。

  单调 ■随哥哥念了4所学校

  李树芬的17年是短暂的,也是单调的。

  早报记者前往雷文村泥坪组,试图了解李树芬生前的更多细节,过往村民都表示:“知道,李树芬,一个乖巧的小丫头”。但再细问,他们大都瞪大了眼睛,搓着双掌努力回忆着,随后,摇着头,“都记不得了,反正那小女孩从小到大,看起来都挺乖巧”。

  乖巧,成了李树芬生前最直接的写照,也是外人对她最多的描述。李树芬的班主任张国民说,李树芬乖巧,听话;她的多名同学也说“李树芬,人挺好,很乖”;而她的父母在向外人描述女儿时,更是带有称赞的口吻,“很乖”。

  除了“乖巧”,在外人眼里,李树芬似乎没有其他的色彩。或许,她的人生履历更适合用这个词描述:单调。

  女孩黎红英(化名)与李树芬年纪相仿,与李树芬同村,小学同班同学,初中又是校友。她说,小学三年级以前,她与李树芬同班,李树芬的童年与其他小女孩没什么区别,喜欢玩,喜欢跟同学一起做游戏、奔跑。

  但小学四年级后,李树芬转学去了玉华小学,两人再次相聚时,已经是4年后的瓮安第三中学。黎红英初二,李树芬初一。

  黎红英说,李树芬的学业与生活是随着哥哥李树勇一起的。起初,李树芬与哥哥一起在雷文小学就读,两人相差三个年级;后来,李树勇考取了玉华初中,刚满10岁的李树芬就离开了村子,跟着哥哥前往玉华乡的玉华小学就读,借宿在叔叔家;3年后,李树勇考取了位于瓮安县城的高中,那时,李树芬原本该就读玉华初中,但她还是跟随着哥哥来到了瓮安县城,只不过在瓮安第三小学重新读了六年级,一年后,考取了瓮安第三中学。

  就这样,从小学到初中,李树芬分别就读了4所学校,但在外人眼中,她始终与哥哥“捆绑”在一起。

  在瓮安三中初二(6)班,程刚(化名)的座位与李树芬就隔着几个课桌,但两年来,他对李树芬的印象是“上课认真听课,下课趴在桌子上睡觉,要么就跑出去玩”,而两年内的唯一变化是“初一她没有戴眼镜,初二戴了。”

  班主任张国民说,李树芬也有自己的几个玩伴,也常与他们开小玩笑,但她的日常交往,仅限于哥哥,还有那几名玩伴。她的一些个人故事,并不为外人所知。

  孤单 ■喜欢上网用QQ聊天

  李树芬生前的17年短暂而单调,但当她死后,她的内心世界以及那些单调深处尚不为人知的东西,犹如各种死因传言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班主任张国民说,从外表看,李树芬绝对不是那种很内向的人,她在班级内虽然不捣蛋调皮,但也属于正常的类型。他说,他曾透过窗户看到,课余期间或者自习课时,李树芬时常转动着身体与脖子,与周围的同学说笑或是讨论问题。

  程刚是初二(6)班最腼腆的男生,平时与女生说几句话脸都会羞得通红,心里生怕别人说“男女间的闲话”,为此,他逐渐被很多同学边缘化。但李树芬不同,“见面时,她都会笑着主动与我打招呼。” 程刚说,对此,他虽然感觉很紧张与尴尬,但他也很感谢李树芬的热情,不过因为害怕别人说闲话,他总是匆忙逃掉或是扭过头。

  在程刚心里,李树芬已是他的一个朋友了。但李树芬的真正生活,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李树芬、周艳(化名)、王娇、刘露(化名)四人在瓮安三小是同班同学,到了初中后又是同一个班,为此,四人的关系很好,平时经常在一起玩。李树芬通过周艳认识了陈光权,刘露不看好他俩,而王娇亲眼目睹了李树芬的死亡。正是通过这三人,李树芬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逐渐清晰起来。

  离开学校后,李树芬喜欢上网用QQ聊天,“我陪她去过几次网吧”,刘露说。她跟黎红英等人告诉早报记者,李树芬时常上网,而一上网就是用QQ聊天,“每次上网时间1个多小时吧”。

  李树芬在QQ上与网友都聊了哪些内容?刘露与黎红英表示“具体不晓得”,但刘露说,李树芬死亡前一个多月,她听周艳、王娇等人说,李树芬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人聊得很投机,双方还有了那种意思,“就是网恋了”。

  但几天后,刘露在街头撞见李树芬与一个男孩子一起逛街,这个男生就是陈光权。刘露听李树芬说,她6月6日左右通过周艳认识陈光权,两人彼此都有好感,交往几天后就开始谈恋爱了。“他(陈光权)对我挺好的,很关心我。”李树芬这样解释与陈光权交往的缘由。陈光权则对早报记者表示,李树芬并不算漂亮,也不算温顺,但自己就是喜欢她,原因也说不清楚。

  21岁的陈光权与18岁的刘言超都曾是瓮安县造纸厂的职工,而周艳的父亲也是该纸厂的职工,周艳就住在纸厂内,他们因此相识。

  李树芬迷恋聊天、短时间交了“懂得关心人”的男友陈光权,一些人就此认为,由于过早远离家乡,李树芬的生活有些孤单;远离父母等亲人,也让她内心缺少关爱。

  怨气 ■感觉活着挺窝囊

  在知情人的描述中,比李树芬年长两岁的哥哥李树勇被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李树芬10岁开始,就远离家乡跟哥哥在外求学,7年来,跨在成年门槛前后的李树勇,他的角色从哥哥逐渐转变为“哥哥兼临时性的父母”。

  此前,有人说李树芬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王娇曾见兄妹俩打架,父母总是偏袒哥哥,而每次给两个人的零花钱都是哥哥多,妹妹少。王娇此前曾透露,跳河前,她没发现李树芬有异常现象,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李树芬的情绪不怎么好,常抱怨父母偏向哥哥,对她不好、苛刻,考试成绩下滑就会挨骂。而李树芬跳水后,王娇多次打电话给其哥哥李树勇,电话那端李树勇还在生李树芬的闷气,骂“这个死丫头,死了算了”。

  陈光权昨天告诉早报记者,6月21日晚他们喝酒吃饭后的闲谈,也就是聊聊家常,没发现什么异常,甚至当晚李树芬还“很高兴”,喝了半杯米酒(大约50毫升)。不过他说,李树芬曾告诉他,她和哥哥关系很差,经常吵架打架。而且周艳还曾告诉他,李树芬心情不好时也常一个人喝闷酒。王娇也透露,李树芬曾与“网友”通电话,引起了哥哥的不满,为此,兄妹俩多次争吵。

  黎红英记得,三年前,李秀荣夫妇叫李树芬追随哥哥一起去瓮安县城念书,但为了免交1800元的“借读费”,李树芬就退回到瓮安三小复读了六年级(从瓮安三小升入瓮安三中,不用交纳借读费)。而李秀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6月9日,他来瓮安县城,给了儿子500元,给女儿留了50元的零花钱。

  李树芬跟哥哥租住在县城城关三小旁一栋三层楼房的三楼。据相关人士透露,周艳在接受官方调查组调查时表示,李树芬曾说,她负责日常洗菜做饭、洗衣服,但哥哥对她不好,经常与他吵架,她感觉活着挺窝囊的,怨气很大,有时一个人在家偷偷地哭。

  学校 ■加强对租房学生管理

  李树芬的17年,剥除与死亡相关的诸多细节,这名女孩留给人们的只有平凡。

  张国民说,李树芬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只是中上等;她老实,不调皮,总是与“坏事”无关;她没有其他特长,班级体育比赛等活动中,你也不会发现她的身影,“她是那种普通的女孩,平凡得叫人甚至想不起来”。

  如今想来,张国民也感慨,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女孩,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而她的死亡居然引发了一个小城的不安。

  瓮安三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说,在瓮安地区,许多家长都很重视教育,一些乡下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总是想方设法把年纪尚小的孩子送到县城来读书,这些孩子远离家乡后,要么寄宿在亲戚家,要么就在校外租房住。

  “我们学校有了一批这样的学生。”陈老师说道。而据张国民统计,瓮安三中初二(6)班,今年参加期末考试的有87人,大约有26人填写的户口在乡下,“当然,这些人的父母并不全是在乡下。”

  据瓮安三中的多名班主任说,学校已经要求班主任重新统计学生的户籍,“估计下学期要对在校外租住的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而当地职能部门也在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时常进行突击检查,防止学生们暑期迷恋网络聊天。 早报记者 于松
为何那晚桥头做俯卧撑

  近日,陈光权、刘言超与王娇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9日23时许,早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刘言超。刘解答了“为何那晚桥头做俯卧撑。”

  刘言超说,21日晚,4人来到大堰桥后,他就站在桥中间附近。大堰桥全长40.3米,宽1.5米,桥栏高0.8米,桥栏之间的宽度,正好适合成年人趴在桥栏上做俯卧撑。刘言超说,他当时将两只手扶在了一端的桥栏上,一条腿搭上了另一端的桥栏,另一条腿蹬在了桥栏立面上,做起了俯卧撑。

  大晚上的,为何那时偏偏想起做俯卧撑?刘言超说,他知道很多人对他桥头做俯卧撑的动作,很感兴趣,议论也很多。他说,那晚大家已经聊了一段时间,有点聊累了,他站在桥头,面对桥栏就突然想起了做俯卧撑,“就是想做”,并表示“还能强身健体嘛”。

  刘言超目前赋闲在家,他想过段日子找个别的工作。

  昨日下午,早报记者在瓮安县造纸厂见到了陈光权。他正蹲在厂房内,一手拿着“改锥”,一手持着铝合金窗框进行组装。他已经重新工作两天了。据了解,该厂早已倒闭,部分厂房由一位职工承包经营铝合金装潢,刘言超、陈光权目前是学徒。

  陈光权脸上布满了灰尘与油渍,头发蓬松着,从外表看,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陈光权不排斥记者,也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言语朴实,他说李树芬的离去,对他的打击很大,但日子,还得继续过。

  王娇回到了天文镇老家。昨日,在电话采访中,这名初二女生已经变得很敏感,她与她的家人一直在追问早报记者:“你采访我,经过同意了吗?”


  6月21日20许,李树芬与女友王娇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光权及陈的朋友刘言超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李树芬在与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光权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据7月1日贵州瓮安“6·28”事件新闻发布会) 早报记者 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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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楼  发表于: 2008-07-11   
瓮安事件的教训:如何有效地约束官员的权力

2008年07月11日 11:29  来源:新华网
 
贵州省高官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显示了政治勇气,接下来的问题乃是一项更大的挑战:如何让民众在权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时候找到及时而有效的帮助和支援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起因乃是一起治安事件,最终却演变成为普通民众裹入其中、冲击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

    当地政府目前认定这其中有受黑恶实力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并正在查处这些黑恶势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级官员也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参与冲击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专责处理瓮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分析更为详尽。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民众中出现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发生官民纠纷、冲突,政府机关又相当随意地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动用警力进行强力压制。可能也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导致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无所作为,加上自身又存在严重腐败,因而,警民关系紧张,民众对公安机关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现仇警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集中起来冲击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说,贵州省高层对瓮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当到位的。但其实,贵州省高层提及的这些现象,并不仅限于瓮安一县,整个贵州、乃至全国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种种现象。

    过去十几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官员追求的主要政绩目标,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体,地方官员几乎成为商人。为追求这一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比如,随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给予那些能够增加官员政绩的企业以不受环保、劳工权利、社会保障等法规管制的特权。当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各种自然资源。由此迅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少数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直接介入资源的商业交易过程,或为了经济增长政绩而过分保护某个群体、甚至毫无顾忌地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近一年来,这种失衡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衰退、出口下滑、企业大量倒闭等现象已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陷入困境。

    不过,以权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最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则是不同群体、不同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权力支配经济过程,人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权,以限制乃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在贵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迁、矿权分配等领域,权力制造权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严重的。由此或可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缺乏正当性基础。由此形成的财富配置结果,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上,由此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群体间的敌视就越深。其中最尖锐的是官民、贫富之间的敌意。这种敌意不断积聚,最后就会在无人能够预料到的时间、因为一件无人能够预防的小事件,而演变成具有极大社会和政治冲击力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如贵州省高官所说,瓮安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事出偶然,却具有必然性。不过,不论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还是对负责任的公民来说,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阻止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因为,在宣泄愤怒的情绪推动下、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这类群体性事件,无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民众的怨恨,增进民众的权利。

    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需要的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但是,民众恢复理性的前提,又是政府要有面对困扰民众的那些问题的政治勇气,及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志。贵州省高官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显示了政治勇气,接下来的问题乃是一项更大的挑战:怎样让政府权力退出商业交易过程,如何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包括公安机关的权力,如何让民众在权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时候找到及时而有效的帮助和支援。这方面的制度突破,才是防止瓮安事件重演的关键。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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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楼  发表于: 2008-07-14   
盛大林:瓮安事件调查别丢了这两个大西瓜

2008年07月15日 08:28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据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瓮安事件专案组组长彭德全介绍:截至7月12日,已查获瓮安事件涉案人员217人,查清涉案人员355人,其中黑恶势力成员90人。已刑事拘留100人,其中黑恶势力成员39人。据介绍,专案组已初步查清了有关事实真相和一些别有用心人员、黑恶势力成员组织、煽动、胁迫、教唆实施打砸抢烧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采取多种措施对已掌握的涉案人员和涉黑人员进行追捕。(7月14日《贵州日报》)

事件发生不到半个月,就查获了2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黑恶势力成员90人,并已经拘留了100人。“瓮安事件”专案组的成效不可谓不大,效率不可谓不高。不过,这起事件要想划上圆满的句号,还应该回答公众两个疑问———

一、李树芬的幺叔究竟是哪些人打的?6月24日,李树芬的幺叔李秀忠在县公安局和民警发生冲突后,在路口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至今仍在住院治疗。起初,李秀忠以及很多人都认为是警察殴打的,直至被传为李秀忠在公安局被打死。此事是促使事态迅速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事态基本平息后,专案组很快就认定李秀忠不是在公安局挨打的,但行凶者却一直“身份不明”。李秀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挨打?他挨打与刚才发生在公安局的冲突有没有关系?打人者到底是什么人?……这些问题对查清事实真相、确定事件性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到底哪些警察与黑恶势力有纠结?已经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长申贵荣曾对记者说:“因为本地公安认识黑帮的人,尤其是黑帮的老大。我们虽然没有查清楚到底哪个人被腐蚀,但可以肯定地说,公安内部的人和黑帮之间,是有纠结的。”警与匪竟然纠结在一起,百姓岂有安宁的日子!那么,到底是哪些警察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以前的公安局长没查清楚,现在的专案组绝不能把这个问题再留下去。已经有90个黑恶势力成员被查清了,其中刑事拘留的就多达39人,这么多人难道都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保护伞”吗?

李秀忠被打是“瓮安事件”最大的疑团之一,这个疑团不解开,就不能说事件的真相已经大白,整个案件也就永远不能了结;“警匪纠结”是瓮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的症结,这个问题不解决,“打黑除恶”就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瓮安的社会治安也就不可能根本扭转。“瓮安事件”的发生,有着很多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但就案件本身的侦破而言,有多少人参加了打砸抢烧以及有多少人涉黑作恶只是案件的一部分,而李秀忠蹊跷被打和警匪纠结才是瓮安事件中两个关键的大“西瓜”。

当然,专案组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李秀忠被打以及“保护伞”问题应该也在调查的范围之内。但在半个月大范围的调查之后还没有发现殴打事件和“保护伞”的蛛丝马迹却不免让人失望。因此,有必要提请专案组注意,瓮安事件中的这两个关键的“大西瓜”切不可被忽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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