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文学》杂志2009年冬季卷（附《中国的主人》原稿）

《渝东南文学》杂志2009年冬季卷（附《中国的主人》原稿）
《渝东南文学》杂志2009年冬季卷，发表我的万字小说《疯子》，笔名杨子昂，自P29-P35。原文附后。
《渝东南文学》是位于渝湘黔交接的武陵山区腹地的重庆秀山作家协会主办的纯文学刊物。感谢该刊编辑。

以下是2008年7月16日《中国的主人》结稿后的最初打印稿。

作品：中国的主人
作者：杨银波
体裁：小说体电视连续剧剧本
类别：反腐、民权、思想
字数：23万字
集数：21集
▓内容简介
    《中国的主人》结稿于2008年7月16日，是杨银波闭关两个月、压抑七年的心血之作，深度关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该作品以“人民主权”为创作核心，放眼当下中国的复杂较量、争斗、追求、呐喊，反映腐败与反腐败、摇滚乐、政治犯、良心犯、黑社会、NGO、工人运动、圈地运动、底层草根英雄、公共安全侦查、国家安全侦查、重大突发事件全程等主题，所采用的是仿实录、仿记录呈现手法。所有故事皆浓缩于九天剧情时间之中，气氛紧张、紧凑、紧急，却可纵深拉向1949年以后的绵长历史。
▓作者简介
    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3月3日出生于中国重庆，现居福建。17岁发表作品，20岁正式出道，至今持续七年独立写作，竭力思索，题材不尽，作品涉及时政、社会、历史、思想、调查、采访、影视、摇滚等，在中文互联网上被视为中国新一代青年的“牛人”之一，也是80后一代中具备苦难意识的罕见者，人称“公民杨银波”。七年来，颇为高产，发表作品近500万字。主要作品有：《公民杨银波》（社见政论选集）、《中国的主人》（长篇电视剧本）、《野草疯长》（长篇青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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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小说）
作者：杨银波
作者按：这篇小说的真实原型，目前已因一起刑事犯案，被关押于监狱。无法确定中国有多少个这样的“疯子”，他们原本善良，原本有着本份做人的理想，但究竟是什么逼得他们一次次犯罪？难道仅仅是贫穷？非也。我只留下这疑问与判断，却无法形成评论性的思索，因而也就“纯文学”一把，仅将故事摆在这里了。我写此文时，小说中的“他”正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出院后，他一度恭恭敬敬，务农打工，然而近日却获悉“他”再遭刑罚，我心激荡非常，故发此文。
（一）
空空荡荡的房间，隐约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一定要出去”，他想。
这里比监狱还要恐怖，许多精神病人都在嚎叫，仿佛人间炼狱里的呼救者。往往刚刚服药下去，还没能沉沉睡去，就听到突如其来的惨叫声，像是穿破自己肚皮的饿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弟兄，只有针药、训诫、警告，虽然自己也是一身的武艺，但终究不敢在这样的地方放肆。他猜想：难道我真的疯了？
他想杀人。摸摸身后，那把30公分长、3公分宽的尖刀到哪里去啦？面前是空墙，身后是空墙，没有电视，只有白色的枕头、白色的被子、白色的床单，白得惨淡。窗户被紧紧关着，只有苍蝇才飞得出去。他不知道自己在里面究竟住了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住多久。他的心底藏着毕生的愤怒，身为一个底层人，他总觉得自己崩溃得有理，崩溃得够彻底。46年了，自己第一次住在这精神病院里，感觉那么孤独，孤独得就像冷冷的空墙。
有时，他会安静得像个死人，仔细谋划去杀什么人，以及怎么杀人。很早以前，他就懂得一个道理，在这个强者当道的时代，弱者要生存并保全下来的办法，就是让人怕自己。没有人敢跟自己开玩笑，没有人敢说不敬的话，甚至连警察碰见他也要怕他三分。当年，他在监狱当狱霸的时候，那些自称黑社会的人，也被他打得求饶。他想象着自己就是顶天立地的人物，虽然识字不多，也文雅不起来，干不成什么大事，但终究是条汉子，可以让无数中国人心惊胆战。
回忆，一遍又一遍地袭来。“谁同我一起浴血奋战，谁就是我的弟兄”，仿佛重温英雄路，他兴奋极了。
（二）
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村民灌粪。略为富裕并仰仗权势的人，对他那贫穷的母亲下手，他的母亲疯了，跑了，失踪了，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他的父亲也因病不治而自杀。留下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苦难的时代，苦难地生存着。他的眼中带着仇恨，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融化这种报复，即使许多年以后一切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但那最初的憎恨仍在心底。
他的兄长和弟弟都去打工了，而他却蔑视这种低贱的人生。他要懂得一门绝学，譬如功夫，要靠拳头来吃饭。从最初的基本功、套路，到散打、点穴、气功，一直到截拳道，他练得杂、练得苦。后来，有人尊他为师傅，却一个人也没有将徒弟的身份一直做下去，往往都是受不了这种苦，自己退缩了。他讨厌那些吃不得苦的人，譬如在寒冬腊月赤裸着身子在树林蹲马步四、五个钟头，譬如在滚烫的油锅里捞起一枚硬币，譬如一天之内用拳头打穿一颗大树，除了他，没人敢这么干。
功夫，对于他而言，越苦越累越喜欢。有一些不懂事的小混混，不明白这种嗜好，想收拾这个方圆十里之内的武者，不曾想都是手下败将，往往刀子还没砍过来，一个日本式的测身直踢，就让他们像被火车撞飞一样，再也爬不起来，大喊“送我到医院”。当年一个恶霸横行乡里，到处欺负妙龄女子，手下还常带着人五人六的混世青少年，没有人敢对这个人说句不客气的话。有个刚卖水果的，不懂这种行情，被打得鼻青脸肿，到最后还被人拉开嘴巴，咽进去一口浓痰。
他路见不平，随手提起围观者的一根扁担，连句招呼都没打，就向恶霸的头砍过去。全场无声。一群混混也惊呆了，那恶霸再也爬不起来，头上一摊摊地流血。有个不服气的家伙，拿出匕首要干架。他也是一句话不说，干脆将扁担“叭”的一下，在自己的膝盖上断为两节。那不服气的，自然也就服气了。从此以后，方圆十里的影响力，起码扩展为方圆三十里的影响力。人们都在传说：“有个英雄，把本地老大的威风打趴了。当时那个情形，简直是说时迟，那时快……”人们编造着玄之又玄的情节，引为持续至今的神话。
一个还没有真正混迹江湖的小人物，就这样，极其偶然地成为大人物。走进饭馆吃饭，老板不会收他的钱；买鱼，鱼贩干脆免费送他几条；走在街上，卖力叫喊着生意的人也必马上停下，恭敬地向他问好；走在村中，耀武扬威的村干部也要躲着他走。如果某一日，他在公开场合说：“最近没钱打牌。”坐在桌上的人，该胡牌的时候也不敢胡。即使不懂规矩的人侥幸地赢了一些，旁边的人也要立即劝他把赢了的钱全部拿去卖卤肉来孝敬他，以免日后有什么不愉快。
起初，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奇怪。人们以前都喊他的小名，连三、四岁的孩子也这么直来直去地称呼，不论什么辈份之差。可现在不同了，就连最年长的，也要尊他为“爷”。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在家门口看见一袋大米，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有一次，大约是年底时的半夜三更，他终于逮住一个送新鲜猪肉的，那人被吓得半死：“爷，就当没看见过我吧。”他觉得滑稽。这些道理，他没想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神佛一般的人物？应该说，与其说他困惑，不如说他感到不踏实。
（三）
这样的生活，令他厌倦。他自问：“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终于有一天，一起突发事件使他想彻底了。
那恶霸的上头，是典型的“左青龙右白虎”，带来八个人。来的目的，是请他喝酒，交个朋友。他连喝了两瓶，说：“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一群人正要动手，不料他自己却先动手，大叫一声“啊”，自己抓起酒瓶就往自己额头上撞，瓶子碎了，额头没事。这一幕令一帮手下起敬，那老大却不以为然，一瓶子砸过去，砸的是他的左手大动脉，鲜血如柱地喷了出来。他眼看着自己的血一股股地流出来，恼羞成怒，随手拾起一块瓶子碎片飞过去，正中那老大的喉咙。老大赶紧捂住冒血的咽喉，迅速逃逸。倒是一帮手下开了眼界，“扑嗵”一声跪在地上，双手抱拳：“大哥，我们跟你混吧。”
正是有了这件事，他的人生才真正开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只有三种人：活人，死人，他的人。他觉得自己忽然像极了一方领袖，可以掌握风云变幻。与此同时，他已不再满足小小的地盘、虚假的奉承。于是，带着一帮弟兄，开始远走黑龙江、新疆等地。其最大规模之时，足有30人之多。他分不清自己的组织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要说是黑社会，又似乎并不是欺负弱势者，反而是惩戒强势的。譬如说，清早起来，一帮人要在路边吃炸油条，小贩不敢收钱，而他却偏要付账，有时甚至直接摔出百元钞票，“不用找了”。
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打听这市面上谁最牛逼、谁最霸道、谁最狠辣。结果就是，他的一帮人遭遇另一帮收保护费的人，猛打猛砍，最终凭实力立足。一般的小老百姓，他是不会骚扰的，反而经常像个老朋友一样，自己带点酒，坐下来让这些生活艰辛的人陪他喝两口。那些颇有些富裕的，譬如批发香烟、出售家电的老板，这保护费是一定要收的。有位不识相的人问他：“这钱交了以后，有什么好处？”他坦白说：“起码，你老婆现在怀着的孩子可以顺利地生下来。”他俨然是此地的政府人物，对每家每户每店每铺都了然于心。当然，他跟当地派出所打过照面，他懂得自己必须拿出保护费当中的一部分来供养其中的一些重要角色。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坐在派出所里面，他的一帮弟兄站在派出所外面。里面问一句，外面就喊一声“啊”。一群警察喊话：“别‘啊’！”那群人还是目中无人地喊一声“啊”。他坐在里面，轻轻嘱咐一声：“弟兄们，安静。”外面的弟兄就都安静了。这样的局面，让警方感到自己力量微薄。很奇怪，大家渐渐习惯了这样的“保护”。人人彼此相安无事，即使彼此竞争最激烈的，也都忍住了自己的愤怒，担心他的一帮人会来“摆平”什么。税务、工商，甚至是派出所，对这一带的人一直是那么友好，仿佛是中国最早期的和谐社会。
他毕竟是一个武者，租住了一个大厅，每天命令成员必须习武。外面流传的名号是“日月帮”，日和月，源自他姓名里的最后一个字。有一次，他从黑龙江赶到新疆，视察那里的组织工作，车上遭遇一个打劫团伙。身后一名妇女被劫去3000元钱。他心想：“吃这碗饭不容易，随他去吧。”不料，那刀子竟比向了他：“你这包不错，拿来！”他笑笑：“不然呢？”那扎着马尾的混混厉声道：“不然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自言自语道：“通常说这种话人，都不敢真的杀人。你把你们老大杀了，我给你一万。”说罢，抓住那人的手，将刀比向另外一个一直稳稳地坐在自己身前的中年人，“别装了，一上车我就盯上你了。”
中年人站起身来：“你是哪一路的？也不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他一把将拿刀的混混推开，几乎脸碰脸地盯着中年人：“还是我给你称称吧。”他仅凭单手，捏住中年人的喉咙，将其举至半空，那人迅速满脸红胀。他也不回头，对身后那帮打劫的人喊话：“谁他妈敢过来，老子现在就锁死他！”无人敢动。这时，车警来了，处理后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稀松平常，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时常表现正义，但是从周围人的眼光看来，他起码是一个惩恶扬善的人物，有些仿似水浒梁山。拿到自己东西的乘客，都过来向他道谢，有人甚至拿出几百块钱，想聊表心意。他只是微笑着说：“你们啊，懂点功夫就好了。”
（四）
在新疆，他遭遇了阻力。公安强有力的追捕，使他和他的一帮人又回了黑龙江。
不久，连黑龙江也难以维持，这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里。有几位在他看来不学无术的成员，居然做起贩毒的营生，那营生越做越大，虽然跟他本人没有关系，但这种性质已经截然不同，公安誓要拿下。最终，几位成员被抓，而他也迅速逃离黑龙江。此时，人心涣散，弟兄们各奔前程，他也再次成为孤独的一个人。至于人心为何涣散，跟当中突发的一件事也是关系莫大，应该说这件事导致了他整整一生的转折。
有一位贵州女孩，流落在黑龙江。这个女孩长得不算漂亮，家里的人病的病、死的死，他自己听信别人到黑龙江打工，结果被欺骗，差一点成了一个当地村民的老婆。她是从那村民家中逃出来的，流落街头之时，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进食了，衣服、裤子都是破的，不知道在庄稼地里有着怎样的逃跑磨难。他看见这个女孩时，女孩身上布满了苍蝇，脸上还有被树枝割伤的血痕，大腿、小腿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可以想见被人暴打过。他把墙角里昏迷的女孩，抱起来放在床上，熬些米粥和姜汤，一口一口地喂。
女孩醒来时，惊恐万分：“别打我！我不跑了！不跑了！”他就像一头狮子盯着一只惶恐的小老鼠，只感觉可爱：“小姑娘，别怕，我不是坏人。我看见你昏迷了，把你抬回来了。你是哪里人？”女孩久久不语，想着想着，竟哭了起来：“我是被拐卖到这里的，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畜牲，畜牲！”女孩哭哭啼啼地讲述她的悲惨遭遇。他听着听着，也火冒三丈：“弟兄们，操家伙！把‘邱二毛’带到这里来。”不到半个钟头，外号“邱二毛”的男子来了，双眼蒙着黑布。女孩下意识地退缩回去，不敢直视。
他解开邱二毛的黑布：“认得我吗？”邱二毛摇头。“认得她吗？”邱二毛大惊失色，但未吐半言。他一脚狠踹过去：“你他妈到底认不认得？”邱二毛嚎哭：“大哥放我一马！我也就是跑跑路，带个话什么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人。”他扔过去一把菜刀：“拿着！记住了，你有两个选择：一，跟农村宰猪草一样，把右手五个指头全剁了，剁了以后，我叫人煮好，你给我吃下去；二，把你裤裆里那玩意儿阉了，还是要吃下去。你选吧。”邱二毛大声求饶，求饶无果，由哀而怒：“你他妈有种就来啊！”遂扑上去。还没扑上来，就被弟兄们按在地上。他拿起菜刀，干脆卸去了邱二毛的整只右胳膊：“弟兄们，把这个人扔进江里面！”
这邱二毛正是拐卖组织当中“修”字辈的头号人物。他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样愤怒，弟兄们也有不解。有时他会感叹：“女人啊，是最命苦的。没有女人，就没有你和我，甚至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存在。”可惜的是，他帮中的老二，居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女孩。趁他外出时，还关起门来强奸了女孩。女孩把真相告诉了他，就为了这样一个自己连手都没牵的女孩，他和老二以及站在老二身后的弟兄们展开了搏斗。一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日月帮”，就因为一个弱势女孩土崩瓦解。其结果是，谁也没打死谁，谁也没打赢谁，疲惫至极之后，大家躺在地上，大声痛哭一回——包括他，也哭得如同狼嚎，分外渗人。
“日月帮”就这样分道扬镳了，日后的某些人退出了江湖，但也有些人重操旧业，至今新疆监狱里还关着当中的三个，都是重刑犯。
（五）
他带着女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几年过去了，这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非老的变得更老，小的略为长高了一些。市面上的烂仔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那些提起砍刀到处砸店的少年，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只能面对着比自己小五、六岁的烂仔，道一声“辉哥早”或“鹏哥好”，而后恭敬地递上一支“玉溪”或“云烟”。他觉得这世道并没有本质上的更改，仍然是强者当道的世界。偶而，在饭馆吃饭时，有人带着砍刀来砸店，他也不露神色，连看都不看一眼，只顾着喝自己的酒，然后神情漠然地与烂仔们擦肩而过，离开饭馆。
他看着与自己同龄的朋友，有的已经有两、三个孩子，有的盖起了楼房。当年那些连句话都说不清楚的村民，居然当起了建筑老板，身边带着年轻漂亮的女人。偶尔碰到，人们还是皮笑肉不笑地尊重着他，而心里却是恐惧非常。这一切，他都看得极清楚。和他说话最多的，恐怕就是一些摩托司机和生活迷茫的人，越对社会不满的人，反而越能道出掏心窝的话。他总是这样走走窜窜，见见一些朋友，看看一些远亲，话不多，到一个地方往往除了喝酒，就是打牌。他打牌纯粹是拼胆量，不管是斗马股、推点子还是诈金花，他从来不看牌，全是往最大注上押。久而久之，凡是有他在的赌局，很少有人敢上场。邻镇号称“一匹瓦”的角色，有一次竟输掉七、八万，要找他算账，但听朋友谈起此人来历，都不敢支声。
那女孩吃得很好，虽然住的地方只是草房，但她已经非常满足。村里流言颇多，但都不敢在明处说。他想办法让女孩治病，女孩未愈之时，一批失散的弟兄让其在重庆开武馆，这个主意不错。女孩尚在吃药治疗期间，他拿出几千元给邻村一位村民，嘱其好生照料，不得有误，三个月之后回来接她。这一去，事情居然未能成功，东搞搞，西整整，钱花得差不多了，事情却未成。最不幸的是，其中一个弟兄竟然趁他不备，窃去两万多元，而后逃逸。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他怀揣着区区几百元钱，回到家乡，一到家就在朋友处喝得烂醉。他嘻笑人生之荒谬，人心之叵测，真是醉得视酒如水，看人都看不清了。
凌晨一时，他包扎着红色头巾，东倒西歪地在村路中行走，来到当初交付照料任务的村民家中。没曾想，这局势不妙，那村民赶紧拨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来赶紧请求上级支援警力。他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喂，人呢？我的女人呢？”那位村民死不开门，站在楼顶上喊话：“是她要跑的，不怪我。”他醉意熏熏地说：“不可能！说，你们把她弄哪儿去了？”
还没说完，附近的村民打着火把赶来，人人手里都拿着东西，锄头、铁钎、齐刀、扁担、绳子……。那位村民呼救道：“大家打他！把他轰走！”他抽出腰间的皮带，晃晃摇摇地指着周围：“谁他妈敢过来，老子杀了谁！来一个杀一个！”这来的一群人，都是那村民的亲戚，他们当中有人还真的扑了上去，但都被打了回来。
下蛮力的农民，一般不了解蛮力与武术的区别，以为那不过是花拳秀腿，殊不知酒后的武者，其爆发力极其惊人，一拳之内打断几根肋骨都属平常。他几乎要疯了，你越逼近他，他的斗志越强。他感觉自己被欺骗，被玩弄，从一个远近闻名的大侠变成了不把他当一回事儿的捣乱分子。他两脚踹开大门，把里面的东西都扔出来，电视、录音机、饭桌、高柜、箱子、衣服，甚至还包括化肥、水泥、稻谷、玉米。没人敢靠近他。他从屋里搜出一把菜刀，冲进猪圈，把几头猪砍得全身是伤，鲜血淋淋。外面的呐喊声、呼救声、骂声、哭声，响成一片……
外面的人说：“冲进去！”他耳朵一动，堵在门口：“敢！谁敢靠近，老子就收了谁！”一个不信邪的，扔了一块砖过去，他一闪，冲进人群，直端端地朝着这个人拳打脚踢，且抢过火把，将扔出来的东西都一一点燃。熊熊的大火，映红了每一张愤怒的脸。他感觉越来越得意，自己甚至在火堆旁练起武来，一边打，一边狂啸四野：“天底下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这时，警察赶到：“你不要自寻死路！不要执迷不悟！”他更得意了，遇到越强的，他就越兴奋：“你以为穿上狗皮就能够吓唬我？来吧！狗日的！”几名被激怒的警察扑上去打，结果都被打趴下。又扑上去两个，又被打趴下。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火堆旁：“我，人称‘明爷’，1962年出生，从小习武，软硬都来，内外都修，你们是我的对手吗？”这时，枪响了，警察冲天而发：“赶快投降，不然后果非常严重！”他似乎觉得那只是一支玩具枪：“有种就往我这儿打！”他指着自己的眉间，“手指一动，嘣一下，我的小命，你的了！来啊！”他径直地走向持枪的警察，那警察接连后退：“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开枪了！”
他才不管这一切，正要猛力冲过去夺枪，不料身后未防，一名警察提起扁担往他后脑勺上猛砍。一阵剧痛，他被打倒在地，警察扑上去戴手铐，提起，押送。正要推上警车，一个村民又拾起扁担冲上去，在他的腰上猛击三扁担，那是使出致人于死地的力量，连扁担都打断了。他惨叫着，晕了过去。
（六）
这是他第一次遭到逮捕，因为一个女孩。
经警方调查，这女孩被村民以8000元价格卖到合江。虽然是出于忍无可忍的报复，但他毕竟纵火、伤人、袭警，加之警方常说的“负隅顽抗”、“情节恶劣”，他将面临重刑。受伤的警察更是在医院愤怒道：“弄死那小子！”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从镇上的派出所，到市里的公安局，都在一遍又一遍的猛打猛击中一次次醒来，又一次次昏去。那可真是皮开肉胀的打法，打了以后，再洒上盐，昏了以后，再往屁眼插上水管，水胀满肚子，饭粒、粪便、黄水从口中喷出。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开口，最多就是傻笑。
在看守所里，奄奄一息的他，仍然要走必经的“过场”：300拳。那几天，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死还是活，周围的一切，哪怕是最大力的拳头，都像影子那样在眼前飘来飘去。他知道身体很痛，痛到最后只剩下麻木，仿佛就算连脑袋都搬家了，也跟苹果被摘去的感觉差不多。他一直没有说话，有时是审讯，他总是那样傻笑着，头脑里只有女孩的面容，可爱、乖巧，自己却连手都没有牵过。他嘲笑自己居然还有人性，还有许多脆弱的地方，譬如对于女人，他总是报以同情和爱护。在看守所里，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就像死过许多次的人，能够这样痛着活下去也是赚头。
不知道过了几天，他才吃下第一顿像狗屎那样的囚饭。大米可真香，香得五脏六腑都像活过来了一样。才吃到一半，狱霸走过来一脚踢飞他的饭碗：“把地上的吃了。”他红着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像鲜血染红的影子。狱霸一脚踢向他的下巴，他被踢翻在地上趴着。几个囚犯抓起地上布满灰尘的饭粒往他嘴里塞：“猪！吃！猪！吃！”他没有吭一声，真的吃了下去，甚至还抹抹嘴角的饭粒，吃得比什么都香。他试着站起来，平静地问：“这些天，谁打过我？”狱霸干笑：“不服气啊，老子再给你300拳。老二——”狱霸递了个眼色。老二一拳打过去，竟被他抓起拳头，反向一转，整个人在空中转了一圈，摔倒在地。狱霸亲自动手，还没贴身，就被一个反转腿，蹬到墙上撞出了声响。
他找个床位坐下：“你们杀过人吗？知道拳头该怎么捏吗？知道什么叫硬气功吗？”大家都愣了。“过来，就是你！”他招呼狱霸，“我们打个赌。我这根中指伸着，有本事你就把它折断，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折断了，我听你的；折不断，你听我的。”狱霸真的就去折那根手指，可是随便他怎么掰、怎么压，那根手指还是伸立着。一分钟过去了，他甩甩手。所有的囚犯都服了，他们见过有功夫的人，但从没见过这么有功夫的人，从此以后，他成了这个号子里新的狱霸，即使在整个看守所，他都说得上是个一顶一的人物。但是，到了审讯时，他仍然在傻笑。警察问他：“你有精神病吗？”他回答说：“你们才有精神病，嘿嘿。”傻笑个没完。那眼神眩眩的，极吓人，就如将死的人盯着你看那样。
警察到他的许多亲戚家调查，都提供这样的事实：他的母亲患过精神病，他的大姐和七妹患过精神病，他自己的小名也是“疯子”。本来要面对重刑，一旦成为精神病，监狱里也不敢收，只有关在看守所里，整整拘留了一年半。后来，他说：“其实我是装的。但是，没有谁能够比我装得更好。”他可以让自己在正常人与不正常人之间很快过渡，可能实力派的演员也不能有此造诣。
（七）
走出看守所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缺少了热血，更多了些低调和自嘲。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凭劳力吃饭。于是，他到贵州、山东打工，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离婚的贵州女人，那女人带着女儿跟随了他。
这是一个没有务工的女人，由于没有收入，常被视为懒惰，以至于他的兄长、弟弟都看不起她。人们劝说他：“要结婚就办结婚证，要甩了就甩了，不要无名无份地这么过着。”他常常陷于极度的忍耐之中，总是想多干一点活，多挣一点钱，修房造屋，娶了这个女人。当然，他仍然喝酒，仍然打牌。他的周围充满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人们都以“劳改犯”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人，而他的回应只是自嘲地笑笑。有时，他活得很累，没完没了地为家庭着想，又没完没了地为长兄、长姐着想，总想报答小时候的养育之恩。
这么多年，他只打过一次架。有一个包工头调戏他的老婆，他提起砖刀，砍伤了那个人。那人的家属和朋友来找他算账，意思很明白：“你懂功夫，我们不敢碰你，我们只要你出点钱，8000块钱就可以把这笔账一笔勾销。”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像陈真攻打日本虹口道场那样猛力出击，没想到，他拿出5000块钱：“对不住！我只有这么多。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可以过来把我的手指切一根。”说罢，拿来一把菜刀，递给对方，自己又把手指撑在板凳上。在场的人都害怕了，拿了5000块钱赶紧走人。事后，很多人都说他变了，这变化究竟是好是坏，也有诸多说法。他有时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想起过去的许多事，却害怕去回忆。他想做个普通人，不偷不抢，不打不杀，不结仇，不欠债，全靠自己的双手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养活自己及家人。
他常会遭到太多的责备、埋怨、奚落、白眼。尤其是人们发现他这样一个曾经算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居然也变得软弱起来的时候，再也没有谁把他当根葱。譬如工资被建筑公司拖欠，他顶多就是忍，不断地忍下去。他把“忍”字拿刀刻在自己的手心里，然后滴上墨汁。即使在车上遭遇一些混混，他干脆拿出一两百块钱，送给他们抽烟之用。他忍了许多年，一点点地挣钱，有所积蓄，而后又去帮扶一些困难中的人。他的四哥去世，他的二姐瘫痪，他都曾帮助过。也有些社会朋友，到落难时，他都会扶助一把。他那没扯结婚证的老婆有时会高声骂他“窝囊”、“死脑筋”，他那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会向他投以白眼、憎恨，可是他都会自嘲着，最多就是以酒解忧。
终于，许多年过去了，他再次回到家乡。他要建房，像个毕恭毕敬的人那样，希望能够有片土地做地基。起初，没有人反对。他花了一些钱，请了一些人吃饭，正要着手建房时，他的嫂子不同意让出土地。紧接着，女儿离家出走。再紧接着，他的所有亲人都不再管他的事。他借酒浇愁，大肆赌博，输得一干二净。没有钱的日子真难，他开始逼迫欠他钱的人还债，钱是拿回来了，可是远远不够。他在焦虑和愤怒中一天天地度过，已经无心去想自己怎么才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家。他所信赖的亲人，都视他为麻烦，越来越远离他。人们传言他疯了，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说要杀这个、杀那个。他的那把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在白布上擦了又擦。
（八）
他突然觉得这人生的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自己想当个好人，忍了又忍，忍了再忍，可最终的结果居然都是面对一群只顾利益不顾道义的小人。他开始憎恨这个世界，面对那些冷漠者，他更是多了一些仇恨的臆想。他真的想杀人，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都被耍了。
他把手机扔进水田里，把兄长家中的一切焚烧掉，把能砸的都砸烂。半夜三更，他要让老婆起床，跪在地上，一把刀子在她脸上晃来晃去。他会在深夜爬上邻居的屋顶，威胁说：“出来啊，出来我就杀你全家。”他会在公路上打滚，会在公众场合耍刀。“报警吧，报警吧！”人们都这样说。他觉得一切都完了，自己必须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方圆三十里之内重新怕他。
他带着刀子飘来荡去，谁见到他，都不敢说他半句，谁敢冒犯他，他就要杀谁。警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但也拖着，并解释说：“我们曾经执行过一个关于‘武疯子’的任务，一个才当警察的小年轻，去抢夺‘武疯子’手上的刀，被一刀刺中心脏，当场死亡。对于这种人，就是打枪也只能打麻醉枪、网枪。唯一的办法，就是送到精神病院，费用上政府可以贴补1000块左右，如果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55%。”
没有亲人愿意来管这件事，他们甚至希望“该死该活，随他去”。他已经隐约感到自己真的疯了，起初只想吓唬吓唬人们，没想到假戏真做，搞得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他频繁地喝酒，频繁地烂醉，身上长满了红点，已经严重中毒。最终，他的妹妹想尽了办法，在差点被举起的刀杀害之前，给他服用的药起了作用。精神病院的专车携带一批经受过武警训练的特殊医生，将其带上车，送到了那个哀嚎的精神病院。
他的老婆声泪交加：“他真的疯了。虽然他要杀这个、要杀那个，但我不觉得他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么多年，他忍气吞声了多少次？这世道啊……”这个一脸苍老的贵州女人，此后极少说一句话，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她。她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自己那个没扯结婚证的丈夫能够好转过来，而她自己呢，则只是想做一点庄稼，做出一点粮食，以求能够在这样的年头不被饿死。
虽然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虽然她并不清楚自己以后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下去多久，但是，她觉得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就当自己已经死过一次又活了过来，可以为这个受过太多委屈的男人做一点报答。就在这几天，她卑微地向别人借20块钱，那个数目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她的眼里，那些钱可以让她活到丈夫出院之时。
（九）
急促的脚步声再次传来，在空空荡荡的房间。被当作疯子的他，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脸，仿佛又在死亡中生存着。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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