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据报载，在北京某著名企业开出最低年薪20万元且上不封顶的高薪岗位的“诱惑”下，千余名“海归”陆续在该企业的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名字和简历，掀起了中关村新一轮的海归热潮。据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某处长披露：今年以来，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两家“海归派”企业，截止到上月底，科技园区共有1357家“海归派”企业，其中，34.5%的创业者是博士，48.4%为硕士。
再看看正在建设人才高地的上海，更是“海归派”的首选城市。2001年，上海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比上年增长了95%。在此落户的近2000家“海归派”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海归派”企业的半壁江山。到今年9月，上海已吸引海外留学人员3万多人。而与此相映照的是，在今年夏天上海的一场招聘会上，竟然出现了某些留学回国人员在求职时不敢提自己是“海归”，而企业在招聘广告中也不再打出“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考虑”的字眼。
透过各类数据统计和纷繁芜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具有非理性特征的海归时代已经终结：昔日推动“海归派”归国创业的民族情绪已经被经济理性所替代，政治感召被利益驱动淹没，爱国热情被创业理想填充；海归派不再只是爱国主义宣传的摆设和道德楷模，而是被纳入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体系前沿，成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主力军；政府、企业、社会对“海归派”的迷信和盲从也被一种理性化的审视和选择所替代。非理性时代“叶落归根”的海归情结已经变成全球化浪潮中人才健康有序流动的一个基本环节。
据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中国留学归国人员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海归派”选择回国看重的是个人的发展，78.8%的人选择了更能发挥本人才能的职业。
而在“全球经济低迷，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时代，归国创业是经济理性考虑和市场利益驱动的产物。不久前，美国加州就业发展局发布的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硅谷就业市场持续低迷，月平均失业率为7.55%，创下了18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正以年均7%以上的发展速度快速增长，成为吸引海外留学人员的巨大磁场。身为美国美华轻型航空公司董事长、怀揣11项美国专利回国的董大为说：“我回国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大市场。同样的产品，国内生产的成本是国外的1／10,产品竞争力一下就提高了数倍，当然要回国创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企业、社会对于海归派的评价和选择也趋于理性。据了解，目前稍有名气的英国大学都有300—500名中国留学生，就连位置偏僻的山区大学，也有20—30人。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的留学生近40万人之多，其中有14万多人已经学成归国，从某种程度上看，海归市场已经告别过度稀缺状态。留学已经失去了“海归稀缺时代”过度的身份优势和神秘感，在某种意义上更带有寻找新发展救命稻草的悲壮意义。社会对海归派的仰视和迷信也就让位于一种谨慎和理性选择的态度。从而对海归的认识也不是仅仅停留于身份的光辉和名牌大学的牌子，更多是对专业对口和实际能力的关注。不服水土不识中国国情的海归劣势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考虑。“海归”不再是人才市场上一个热炒的概念化花瓶。
海归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的确，凭借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的风险投资、西方先进的商战理念、丰富的中西沟通经验和人际关系资源的把握，海归派在中国加入WTO的大环境下创造了神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熟悉中国国情的复合型中高级人才，“海归派”正好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正如国家人事部部长张学忠评论所言：“中国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热潮的到来。一个潜力无边、大有作为、足以让留学人员展示才华的舞台正在呈现。
这也预示着一个理性海归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