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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采访手记】第三世界:死于垃圾箱--by 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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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11-27   

【采访手记】第三世界:死于垃圾箱--by 王婧

 


http://wang-jing.blog.caixin.com/archives/49148
作为一名长期做社会新闻的记者,也算是经常上山下乡了,但我真的从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我一半真心一半撒娇地对编辑说,这鬼地方,我再也不想来了。他说,中国有三个,第一世界的中国,第二世界的中国,第三世界的中国。很不幸,你直接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
我也觉得,我一定是穿越了。
穿越的第一个表现是,这里的山路实在太烂了。我觉得我一定是打出生起就听说过“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话,另外“村村通”应该也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这种动辄要把人颠簸得跳起来的山路,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穿越的第二个表现是,我发现村里所有的人都穿着水胶鞋——这种水胶鞋,我只在20年前穿过。我确定,15年前我就没有再穿过了。村民告诉我,他们只有两种鞋,水胶鞋和解放鞋。后者,我只见我爷爷和我爸爸穿过。我是穿着旅游鞋进村的,走了不到二十步,我发现,我的鞋子里已经灌满了稀泥,基本宣告报废。
穿越的第三个表现是,我看到了土坯房,以及床上只铺着稻草。这种房子,我倒还真是在湖北的某一个山村里见过,但床上只铺着稻草没有被褥的,我好像真的只在电视里见过。
穿越的第四个表现是,我看到村民一边煮猪食,一边在下面的火堆里掩埋几个土豆,并且告诉我,那就是中饭。很囧的是,我根本不认识猪食,差点以为他们中午吃这个。问清楚才明白,原来一堆火是可以这么用的:上面煮猪食,下面做人饭。
穿越的第五个表现是,他们居然每天要用扁担去挑水,并且,去晚了就没有了。在我的生活中,我只偶尔见到有人锻炼身体的时候,爬到半山上去挑山泉水。
我很困惑,难道现在不应该是人人都能用上自来水,村村都通公路的吗?难道这种铺着稻草的床,真的有人住吗?
我到了村里之后,顿时理解了为什么五个孩子要一次又一次地流浪。陶冲的家里只有两张床,一张床上有稻草,另一张床上是空的,此外只有一个破烂的柜子,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整个房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霉味。下雨的时候,屋顶还会漏雨。如果让我住在这里,我早就流浪了一百次了。我和孩子们的选择一样,抓我回来一次,我就再跑下一次。
这就是“第三世界”的中国。对比孩子们最后葬身的垃圾箱,我觉得,可能垃圾箱里的环境,对他们来说,确实要更好一些,至少,那是新的,没有垃圾,没有霉味。甚至包括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下通道、拆迁工棚,我想,对他们来说,都和村里的房子一样,那都不能叫家,他们没有家。
虽然同样是挨饿,但我相信,在那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的年龄段,五光十色的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远比贫困的村庄要大得多,毕竟,那是“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中国。他们哪怕就是在“第二世界”里乞讨,都能比在“第三世界”里生活得更好。
对“第一世界”的中国人和“第二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孩子,都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甚至,从生下孩子后,生命的意义就变成“一切为了孩子”,所以他们对孩子死于垃圾箱,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然而这里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他们计算“孩子”的个数,是以男孩为统计单位的,女孩统统不算在内。即便如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即便他们有了一个男孩,还要再生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更多?
在截稿之后,我又听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或许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陶冲原本是有兄弟四个的。但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得了点小病,小病变成大病,村民们都让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治病,被家长拒绝了,因为没有钱。就这样,这个孩子死掉了。随后,四兄弟就变成了三兄弟。这一次,就只剩下了独苗。“第三世界”的人们,依然用生更多的孩子的方式,来降低因为意外事故而无子的风险?似乎,他们只负责生孩子,不负责养孩子。
为什么不养孩子?因为贫穷,养不活。即便他们是在更为繁华的深圳,其实他们与孩子们过的是同样的生活——拾荒、乞讨。那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贫穷,需要孩子养老。
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就构成了“第三世界”的中国。在这个中国,其实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死于垃圾箱的命运——或许,真的还不如那个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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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11-27   
【采访手记】他们需要比垃圾桶更好的家 --by 王婧
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五个孩子殒命垃圾箱,血淋淋的现实,刺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然而当我越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内心就越沉重。

一.家长。纵观整个事情,家长,似乎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只负责生,不负责养。但进一步想,他们将孩子生出来之后,他们必须要出去挣钱,才能养活这个家。在农村,人均年收入才1500元,他们去深圳捡垃圾,一个月就能挣到1500元。他们其实做出的是个理性的选择,如果留在村里,一家人都会被饿死。他们为了这个家,除了留下自己在深圳的一丁点儿生活费以外,所有的钱都寄回家。那么,我们能指责他们什么呢?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留在农村照顾孩子,我们只能说,你们为什么要生这么多?

二.学校。我采访了小学的校长,以及其中一个孩子的班主任。他们也非常困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不爱上学。在他们眼中,义务教育是免费的,现在又有免费午餐提供,条件算是不错的了。这个有188个学生,八九个老师的小学,看上去的确像模像样。从学校提供的家访记录来看,校长和老师都是尽心尽力的。班主任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孩子们跑了之后,“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孩子,就把全班其他孩子都放下,专心去找这一个孩子。”这又何错之有?

三.政府。民政局6次把孩子弄进救助站,孩子们又跑了6次。警察也曾经将孩子送回家,孩子也跑了。政府的确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派出大量的人,在路边见着一个孩子就捡一个孩子回来。

四.社会。很多人指责社会的冷漠,指责那些见到了这些孩子的人麻木不仁。相反,我却在这次事件中,了解到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爱心的。他们出于同情心,经常会给孩子们一些吃的、穿的、让他们在自己的炉火边烤火。我们还能要求民众做些什么呢?报警?还是相信政府说的“见到一个救助一个”?可是孩子们屡次逃跑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流浪的生活,而不是在小小的救助站中吃吃喝喝。

表层的各个因素,其实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呢?

严格的户籍制度。死亡的五个小孩中,四个是“黑户”。中国的户籍,依然捆绑着太多的利益,包括受教育权。这意味着“黑户”们无法和同龄的孩子一样,顺利地接受义务教育。所以,他们辍学了。所以,他们享受不了一个中国人应该享受的一些基本的保障——目前能够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受教育权,也没有医疗保险。甚至,他们在我们认可的无论什么社会系统里,连个名字都没有。对有钱人来说,教育和医疗都可以用钱来摆平,但对这些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些最最基本的保障。

扭曲的教育。在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这些在班主任看来“调皮、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孩子,是“表现不太好”的那一类。因为贫穷,家长们教育孩子更多的是“找钱”,甚至读书也是为了“找钱”。他们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得不到认可,但他们其实能够看到,不读书也是可以“找钱”的——至少,他们的父辈,文化程度不超过小学二年级。而他们看不到的是,高学历究竟可以挣多少钱?我没有问过村子里究竟有多少大学生,但我知道,小学六年级,在村里,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他们真的没有“鲤鱼跃龙门”的故事。

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没有办法迈过的坎。城市越是五光十色,村庄越是贫穷,就越能激发出人们走出大山的力量。我想,当孩子们第一次出山之后,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世界远比那个村庄要美好得多。他们即使在城市里乞讨,也比他们居住在贫困的村庄要好得多。他们的父母,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办法拒绝这种诱惑,但也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市。

这几个因素,不是毕节可以改变的。尽管毕节,甚至是整个中国,都展开了拉网式的搜索,下达“发现一个救助一个”的死命令,然而这些深层次的因素不解决,所有的救助,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你可以说他们是“问题少年”,他们因为贫穷,因为饥饿,或许需要乞讨,或许需要偷窃。所以他们看到警察就跑,他们缺乏和普通人交流的自信,他们自觉地把自己与光鲜的城里人划分成两个群体。

他们没有办法融入主流的教育体系,亦不愿意呆在贫苦的农村,我想,他们应该也不愿意每天只呆在救助站里吃吃喝喝,那只是比坐牢好一丁点儿。他们仅仅是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到达可以做工的年龄。对他们,到底该如何救助?

他们应该有个家。但他们的家,应该在哪里?

我想,如果有条件,外出打工的父母们还是应该将孩子带在身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城市如何给他们提供一个稍微好点的教育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

如果打工的父母实在没有办法将孩子带着,那么,在农村的小学,除了提供免费午餐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修一些宿舍,让这些没有监护人的孩子拥有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至少,比他们那贫困到了极致的房屋要好一些?这样,他们才有呆在学校的动力。

如果他们仍然愿意流浪,那么救助站是否能够变得更为人性化,比如,给他们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但同时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或者提供一个接受教育的环境?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给他们一个家,不管是在哪里,那么至少,城管们不要驱逐这些流浪的孩子,亦不要粗暴地将其遣返,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家,在哪里流浪,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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