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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转贴]沉痛悼念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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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4-07-08   

[转贴]沉痛悼念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


  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经济学教育家,我们尊敬的杨小凯教授因肺癌医治无效,于北京时
间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去世,享年55岁。


  杨小凯先生曾经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
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
)、《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
》(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
中英文专著。他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杨小凯先生近年来关注中国的宪政建设
,发表了多篇重要的宪政文稿,具有重要影响。


  值此先生远行之际,本站辑录了数篇先生在经济学和宪政方面的重要文献和青近军君
的一篇记叙之作,寄托我们的哀思。


  呜呼!昊天不吊,哲人其萎。览遗籍,哭斯人。惟薪尽而火传,将斯文之未丧!


  杨小凯先生永垂不朽!


  附:青近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


  2001年4月24日上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
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
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
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
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
。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
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
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
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
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
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
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


  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
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
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
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年他在一中初 78班担任共青
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
干子弟,而倒十足象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
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要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
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
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
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
,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
将自已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
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
,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
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
个。


  1967年2月4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
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
”,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
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   


  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
,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
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
闪剌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
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
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


  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
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
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
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
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
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
,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
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
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
泽东主义纯结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
等。


  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
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年2 月第二次被
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
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
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
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
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岁的红卫兵,一个
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
,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   


  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年1 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
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
,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
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
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


  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
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
:“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
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XX、杨曦光这
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
,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XX,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
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
,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
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   


  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
(组长是解放军47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
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
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
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
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岁。


  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
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
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
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
周的余蘖”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
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农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
用自已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已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年,当
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
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
跃然纸上。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
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
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象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
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
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
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
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
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已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
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象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
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
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
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侯,人格的力量,
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
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
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
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
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
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
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炼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
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
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
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
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
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至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
“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
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佣者与处理者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
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
: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
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
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
想家。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已今后的人
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么,“中
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


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作出了无疑是正确
的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
页历史的开端。   


  于是,20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
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
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
意义的“第三代”队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


  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


  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容基那样
的伟人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嘱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
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
者。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
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椐的“唯心”与信口开河。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图片:yxk.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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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4-07-08   
为了向这位学者表示敬意和悼念,转一篇他的文章。

(我这不是在宣扬宗教,只是觉得他对宗教与政治的理解有其特到之处)


基督教和宪政

杨小凯

本文将发表于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法律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天则》系列杂志书第二期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 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 ,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 (顾问) ,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 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这种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有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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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4-07-09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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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4-07-09   
Come into His presence with thanks giving in your heart and give Him praise
Come into His presence with thanks giving in you heart, your voices raise
Give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 unto Him, Jesus,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Give Him thanks
lotus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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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4-07-09   
QUOTE
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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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4-07-09   
QUOTE (书童 @ Jul 9 2004, 12:47 AM)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23篇,最早是在一个教会的朋友家看到写在墙上的壁挂上。心当时就被蛰了一下,痛是因着自己不在那安歇处,无缘手把着满溢的福杯。后来在更多的朋友家看到了这篇诗歌的各种版本, 便记下了, 也便开始寻着那义路往前走了。虽然还会有死荫的幽谷,但因着那恩惠慈爱, 因着那灵魂苏醒, 就不怕遭害了。。。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lotus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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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04-07-10   
Trouble,哈雷路亚!
六六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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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04-07-13   
张五常:悼小凯
文章来源: 玄武真人 于 2004-07-13 05:03:47  



悼小凯 张五常

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
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
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
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
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
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
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
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
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
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
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
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
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
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
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
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
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
,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
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
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
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
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
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
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
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
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
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
,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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