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华人CEO沉浮录
这是一年前的旧文。一年后的今天，硅谷已陷入更深的困境。现在的失业率已是7.9%.而王犀的VIADOR一月前也被别人以每股仅7美分的价格收购，于是又少了一位华人CEO。硅谷的冬天竟是如此地漫长。
陈宏将自己米黄色的奔驰车停靠在萨拉托加乡村俱乐部的停车场上，“砰”一声关上车门，踱进一道拱形小门。侍者微笑近前：“陈先生好！”显然，陈宏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
这里用餐的人寥寥，这可以从停车场里停靠的几辆名贵车就可以判断出来。然而，一年之前，这个靠近旧金山南湾的乡村俱乐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地处硅谷中心地带的圣何塞市，过去数年的互联网狂潮不断推动房地产价格和IT技术人员的身价上涨，同时大大增加了这里的各类休闲娱乐设施的价格水分。
陈宏在1999年12月之前，对萨拉托加俱乐部只是望“门”兴叹。当时，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价格已经狂升到8万美元，而且每月还要缴纳400多美元的会员费。这对于正致力于将自己创办的Gric通讯公司带上纳斯达克的陈宏来说，钱还是更应当用在刀口上。
“硅谷火的时候，有钱人太多了，这个会员资格买都买不到。”陈宏带着抚今追昔的口吻说。何止这个会员资格，Gric上市后筹集到7000万美元之后，陈宏就要更换交通工具。但陈宏交了定金等了8个月，那辆米黄色奔驰才最终到手。
陈宏刚握起奔驰车的方向盘时，纳斯达克最狂热的大幕刚刚落下，但远没有到偃旗息鼓的时候。日后陈宏的奔驰车会发现在贯穿硅谷的280号公路和101号公路上，不仅与它同级别的名贵车少了，而且路面交通状况大大改善了。过去一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房地产价格也随着网络降温而暴跌。2001年2月份的时候，硅谷地区阿瑟顿镇的一处土地标价550万美元，而仅仅4个月过后，这块地的对外标价已经不到180万美元。陈宏对此的解释是：硅谷的公司倒闭不少，裁员更多，市场需求不足。
截止目前，陈宏手中还有2000万美元现金，这无疑增大了他带领Gric度过资本市场寒冬的信心。虽然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厦使得美国股市大挫，从而带累Gric的股价掉到1美元之下，但陈宏觉得公司未来的日子会更好。原因很简单：公司虽然目前尚不赢利，但其支出与收入已经接近持平。而且，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和CEO，陈宏认为这几年来公司管理团队的不断变化以及自己不断积累的管理经验足以带着这个公司走出泥沼。
实际上，陈宏是硅谷的华人创业公司里硕果仅存的CEO了。更多的华人创业公司，或者是半途夭折，或者随着公司上市后个人所持股权的摊薄而被迫由他人所取代。不仅陈宏，其他的华人创业者同样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华人办公司，如果管理团队弱，公司就做不大；如果寻找强势的管理者，华人创业者就有被替换的可能。
王犀就是曾经被董事会替换出局的一位华人创业者。就在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前两天，他刚刚拿到钥匙，回到自己曾经一手带大的Viador。正是由于王犀引入新的股东，原先弃他而去的董事会改组，新董事会支持王犀重新执掌Viador的总裁帅印。
1995年底，王犀与另外7人共同创办了Viador公司，主要为传统企业提供信息门户的技术解决方案。担任了5年总裁职务并于1999年10月成功引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王犀在改组后的董事会压力之下被迫出走Viador。
坐在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办公室，王犀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困境。从1999年到2000年，Viador的营业额增长了200%，雇员从不到100人增长到270多人。但其后市场大滑坡，2000年第3季度的营业额为850万美元，到2001年第2季度已经狂降至270万美元。
王犀将自己的回归总结为原先的管理层在市场变化的时候公司自身没有及时调整。“所谓的调整，其实就是瘦身，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裁员。”
“冬天的时候，给园艺的花草浇水、施肥没用，更重要的是休耕，保存能量。”王犀认为“冬天原则”同样适用于市场不景气时的公司经营。此时，开源是很艰难的事情，唯一可行的就是节流：节省，省吃俭用。
其实，就在王犀带着400万美元回归之前，Viador公司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王犀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奉天时而后行”。Viador原先270人的庞大雇员队伍，现在已经削减到不到60人。失业率不断攀升，更有很多人来到Viador试图找到一份工作，但寻求的薪金早已不是原先的天价。“以前，我得出15万美元雇用一个人，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来；现在，来找工作的人还没坐下来正式谈，所要求的薪金就比以前自动降低一半。”王犀说。
“不要做事，但一定要想事。”这是王犀此时的口头禅。想事，第一要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第二要展望未来，提早做计划。过去的教训是，钱来得太容易，大笔的现金在决策的弹指一挥间就消失了。如果当初公司的管理层能够对市场不景气的深度和广度看得比较远，动作比较快，提早做准备，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展望未来，就是在尽量节省的情况下，视野放开一些，寻找增值的商业机会。实际上，此次经济衰退的强度甚至令众多知名经济学家都大跌眼镜，更不用说像Viador公司的管理层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保存现金最重要。”王犀看起来感触很深刻。
这句话是王犀在陈宏家里做客的时候说的。与王犀同为华源科技协会理事的陈宏深有同感。Gric公司的市值曾经一度高达15亿美元，持股达9%的陈宏在禁售期过后曾经有机会在高价位上抛售套现，但终因认为公司股票仍然有增值的潜力而没有行权。如今，公司的市值已经跌到2300万美元，此时更不是抛售的时机。
陈宏虽然没有说，但如果当时套现的话，他肯定比现在心情更好。然而，他应该知道，王犀对他手中2000万美元现金是多么羡慕。
陈宏、王犀等中国留美学生创办的企业首批在纳斯达克上市，不仅使他们一度成为留学生创业的明星人物，而且鼓舞了其后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在硅谷的创业热情。虽然这些创业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仍然处于边缘位置，但这终究为中国留美学生创业提供了可循的先例。这意味着，后来者在一种比前者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创业了。这后来的创业者在2000年初登上了互联网大潮的浪尖，但随后便随着大势掉了下来。
2001年4月份，张晓东引领的贝多科技公司（IPEDO）第二轮融资成功，投资者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DFJ（Draper Fisher Jurvetson），投资额达到700万美元。这在此时老气横秋的硅谷，甚至成为了当地电视台追踪报道的热点。
这也难怪。今年的第2季度，在全美新兴企业所拥有的风险资金当中，北加州所占的份额已经从第1季度的32.5%下降至29.5%，而该地区在去年同期所占的份额为34.1%。事实上，北加州的整个高科技风险投资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该地区风险资金交易额已从第1季度的39.4亿美元降至第2季度的31.4亿美元，而在去年同期的风险资金交易额为92.8亿美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加州的新兴企业当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公司的数目也在大幅度减少：去年的第2季度，获得风险投资的新兴企业为521家，但今年第1季度已降至275家，到第2季度又减少到253家。
而此时，张晓东在市场大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吸引到DFG这样的美国本土著名的风险投资，这说明华人的硅谷创业公司已经得到了美国主流风险投资一定程度的认可。
与张晓东同时创办公司的李卫平则仍然处在与风险投资的接触中。Webcast公司是李卫平与其他3位合伙人在2000年3月创办的，主要是用Mpeg-4技术做网上广播。李卫平说，市场大跌之后，美国的风险投资家都在忙于照应自己的公司，不断在董事会上建议创业公司保持较低的烧钱速度。而且，风险投资变得更加谨慎。过去漫天飞的商业计划几近销声匿迹，融资对新的创业公司来讲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这些风险投资基金自己也有很多停止了融资，因为即使风险投资也无法保证能够给投资者满意的回报。
李卫平自陈，市场大跌对Webcast的负面影响不是很深，因为其网上广播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但令李卫平伤脑筋的是，市场不景气会影响到公司的扩展；而如果不扩展，就会影响公司长期发展。美国很难讲何时能够恢复。Webcast的最大客户是中国台湾的中华电信。但那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受美国的牵连很大。市场不景气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算是刚刚退出商业战场的明星企业家通用电器的前CEO韦尔奇，肯定也无能为力。
李卫平可能不知道，他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同班同学、现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亚勤手里捧着厚厚一叠个人简历以及推荐信。在美国，有太多的好友托他在中国国内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求才见面会在美国硅谷中心圣塔克拉拉市的会议中心所附属的威士汀旅馆举行。浦东代表团预订了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会议大厅，但是前来参加的人近千，留在会议厅外面无法挤进去的就有数百人。求才见面会的资料瞬间就被领取光了。在接待登记桌的浦东代表团工作人员，只能把最后一份资料拆开，一页一页地放在桌面上，让没有能够取得资料的人阅读，并且一再瞩咐：“请大家不要拿走！”
这是几乎每一个硅谷的华人都知道的故事，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但肯定也听人说过。
硅谷地区高科技企业整体不景气，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1990年就开始在硅谷工作的王虹，感觉这一次经济不景气比1990年的那一次强度更大，时间跨度恐怕将更长。
“硅谷的失业率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公司都在裁人，幅度在10%到30%之间；小公司只有倒闭，数不胜数。虽然从全美GDP来看，经济只是不景气；但对于高科技来说，则是经济危机。”王虹说。
2000年3月，王虹与合伙人同创Nexfon公司，主营光纤元器件的设计。“当时投资环境非常好，我们融资直到当年11月份才结束。”王虹的融资量达到600万美元，投资者包括Intel。这个从事光纤元器件设计的公司刚一成长，就踏入了经济不景气的阴影。“公司现在16人，最多时19人，解雇了2人， 1人自己走了。但还得紧缩。”王虹说。
美国政府公布的5月份失业报告显示，在旧金山，互联网公司的破产把该市今年5月份的失业率推到了4.2%，与去年同一时期的2.6%相比，失业人数增加了18,000人。到了第3季度，失业率达到了4.5%。
但或许正是这些失业的硅谷人，有可能成为硅谷创新的新动力源泉。“这些人永远闲不住，脑子永远在转。”王犀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显得很轻松。在这些失业的人群中，部分是破产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这些往往具有技术背景的创始人，在创业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加上失败带来的对自身的反思以及仍然涌动的创业勇气，他们往往会成为风险投资家所青睐和追逐的对象。
“硅谷仍然是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动机。”张晓东说，从历史上看，硅谷经济曾经有过几次比较剧烈的起伏。1991年硅谷的状况与目前很相似，虽然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不同。“受伤害最大的公司，1991年是Intel，2001年则是HP。但硅谷有良好、健全的机制，有大量的风险投资，有各类法律方面的专家。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硅谷这样具有如此扎实的创业基础。”
其实，在硅谷，即使某人被解雇或者破产，你也不能断言他一定是处于失业状态。实际上，他可能正处在创办公司的前期阶段：想点子、找风险投资、寻觅管理团队、写计划书。“硅谷的人并不是依靠每个月的工资维持生计，他们失业之后也闲不着，可能在找钱呢。”李卫平这样评论硅谷未来的创业者。
就在美国处于互联网狂热最高峰时，某家华人创业企业的一位董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硅谷肯定会出事，不是（旧金山）湾区大地震，就是别的什么，因为现在大家赚钱太容易了。”不幸的是，这次出的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情。不仅其后道琼斯巨跌，纳斯达克崩盘，不到一年，连美国经济的标志性建筑纽约世贸大厦都被夷为平地。
恐怖袭击后的硅谷，你除了能感受到过去的平静，还能看到车头或车尾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在公路上飞奔。汽车里的人有可能刚刚破产或者失业，他们可能正要去和风险投资家会面，也可能在找亲朋找融资，或者找好友商讨组建一个新公司。
总之，硅谷的创新动力就在这高速公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