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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纪录片首揭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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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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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纪录片首揭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生

来源:BBC中文网
2021年4月15日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亚林、方荣山和严喜。图像来源,LP FILMS

二十多年前,电影《泰坦尼克号》(铁达尼号,Titanic)的上映让百年前海难中凄美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但有关船上六名华人幸存者的身份和经历却鲜为人知。一部新的纪录片首次揭开他们在种族偏见下的颠簸人生及如何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1912年4月,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在其首次航行时便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沉没,造成1500余人死亡。几小时后,当救生艇在冰冷的洋面搜寻幸存者时,意外发现一名还活着的华人年轻人,他在海中紧紧抱住一块门板。

他叫方荣山(Fang Lang),是泰坦尼克号船难中幸存下来的六名华人乘客之一。在近期一次采访中,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披露,正是这名年轻人的经历,启发他创作了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女主角罗斯(Rose)获救的场景。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这六名华人幸存者随后抵达纽约,等待他们的不是媒体的镁光灯和夹道欢迎的人群,而是移民官的审讯,他们随后被驱逐出境。

他们的遭遇引起了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和美国作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等人的关注。他们召集一群人拍摄了纪录片《六人》(The Six),寻找这六名华人幸存者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后的经历。该片将在4月16日(周五)在中国上映。

惊天发现

不少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故事流传甚广,但其中中国人的故事鲜为人知,且多有谬传。

“泰坦尼克号上大约有700名幸存者,如果你上网或买本书,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幸存者的生活故事。”罗飞对BBC说。“我小时候生活的(英国)小镇上有一名老太太是幸存者,每个人都知道。”

2010年,当罗飞偶然得知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中有一些华人名字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八名华人登船时的记录  图像来源,LP FILMS

“作为一个群体,这几个华人几乎是唯一不为人知的幸存者……他们为什么被忽略?”罗飞说。

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邮轮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前往美国纽约,乘客多为富豪和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移民。但谁也没想到起航五天后,它便在夜晚撞到冰山而船身进水,船体分裂成两半,不到三小时便沉没海底。

在好奇心驱使下,罗飞的团队从2012年开始筹备《六人》,并召集了20多名历史和社会学者成立了研究小组,寻找这些华人幸存者的下落。《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担任本片监制。

根据登船记录,共有八名华人是三等舱的乘客,跟电影男主角杰克(Jack)的舱级一样。在一张编号为1601的船票上有他们手写的名字,分别是方荣山(Fang Lang)、李炳(Lee Bing)、钟捷(Chang Chip)、亚林(Ah Lam)、严喜(Ling Hee)、胡中(Choong Foo,音译)、林伦(Len Lam,音译),李林(Lee Ling,音译)。

经过多年的调查,纪录片的制作者们确认,这些华人是职业水手,曾在欧洲的船上一起工作。在1912年,他们的船运公司将其派往美洲。按照原计划,他们将在加勒比海的港口工作。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邮轮。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林伦和李林溺水而死。剩下六人中的五人直接登上救生艇,而方荣山则抱着门板漂在海中,直到被当时唯一一艘返回并寻找幸存者的第14号救生艇发现。

获救后,船难幸存者被送往纽约的医院和旅馆进行安置。但由于美国当时严格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这六名华人被拒绝入境,并乘坐另一艘轮船前往古巴,从此消失在历史记载中。

背负世纪“污名”

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家喻户晓,1998年的中国首映便收获了近4400万美元票房。2019年,中国四川的一家公司还宣布投资10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打造一艘1:1的泰坦尼克号仿制品。但相较之下,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六名华人的存在。

与此同时,有人对这些华人幸存者抱有深深的成见,罗飞说,人们认为“那些家伙非常不光彩”。

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当时的流言与媒体报道。一种说法是,华人幸存者为了登上救生艇而“乔装成妇女”,因为船难时妇女与儿童能优先登上救生艇;还有人指责他们“偷偷躲在座椅下”。人们质疑,三等舱男性乘客平均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为何华人乘客中八人中有六人成功存活。


大西洋海床上的泰坦尼克号残骸  图像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当年不少媒体刊登了这些空穴来风、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传言。例如,美国的《布鲁克林鹰报》(The Brooklyn Daily Eagle)在1912年4月19日的报道称:“唯一的污点是,在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一艘救生艇的底部,发现了挤在座位下面的两具中国苦力的尸体和八个活人……这些人……在出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冲进了救生艇。”

导演罗飞对这一说法表示质疑:“如果他们藏起来了,大约一半的人都能看见。”罗飞与团队复原了当时救援的折叠救生艇,发现人们根本无法躲藏。

他推测,华人可能只是蹲在座位之间。“如果你对中国或华人劳工有所了解,那就完全说得通了,”他说,当时华工蹲着休息十分常见。

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学者蒂姆·马丁(Tim Maltin)对BBC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幸存者乔装、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由于当时大众认为只有妇女和儿童理应获救,他认为这些都是媒体和公众“在事后编造的故事”。

史实不仅证明这些流言不实,还反映了华人幸存者的英勇。马丁提到,漂在木板上幸存的方荣山在获救后,奋力划桨、取暖,并帮助14号救生艇救出所有幸存者。


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抵达纽约。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寻找“消失”的华人幸存者

那么,这六人如何度过余生?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建立了脸书(Facebook)专页,四处寻找线索。

该片的制片人罗彤对BBC表示,寻人过程十分艰难。“因为这些幸存者当时记录下来的名字都是以英文来记录的,没有汉字,我们只能跟着读音研究他的名字可能是什么。”

中国传统的族谱文化大大推动了研究进程。当时出海的华人多为广东人,在他们的家乡,许多家族的族谱都记载了宗族来源与迁徙轨迹。一些族谱学者随后加入纪录片团队,通过家族世系进行倒推,以此找寻六名幸存者。

经过几年的努力,团队发现六人在船难后的最初几年仍一起工作,直到一战爆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时,由于大量英国水手被征召加入海军,华人有了更多做水手的机会。


罗飞召集了20多名历史和社会学者成立了研究小组,寻找这些华人幸存者的下落。


但好景不长,随着英国出现经济危机,要求驱逐移民的劳工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中的多人被强制遣返回了亚洲。例如亚林在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而严喜则在同年登上了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

“一些华人水手和英国当地一些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结婚了,有了孩子……但他们的故事非常悲伤。这些孩子的父亲不辞而别,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这些家庭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罗飞说。

除了政治上的动荡,那场海难也侵害了一些幸存者的健康。例如,钟捷在1914年便因肺炎去世。

“他在海难后身体越来越虚弱,死后被埋葬在伦敦一个无名公墓里,”罗飞说。“他是这些中国幸存者中最早去世的。”


在救生艇上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以史为鉴

六名华人幸存者中,只有方荣山和李炳重新返回北美并留下定居。方荣山曾辗转英国和香港,在1955年入籍美国,李炳则移民加拿大。但当罗飞和团队寻访这六人的后裔时,他们遇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从未向在中国以外的亲戚诉说自己的经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罗飞表示,方荣山曾向广东台山的家人寄去大量诗作和信件,讲述了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并寄回了一些他在海外赚的钱。

然而,方荣山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儿子对父亲经历的船难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不只是对我,还有我的母亲或家人,”方荣山的儿子汤姆·方(Tom Fong)对BBC说,父亲在船难时年仅17岁,他出生时父亲已65岁。但直到1985年去世, 他都从未向自己的儿子提起过泰坦尼克号。


汤姆·方对父亲经历的船难一无所知。

在父亲去世近20年后,汤姆才在家人口中偶然得知父亲曾经历泰坦尼克号船难。

他永远无法听到父亲亲口解释,为何不愿向至亲提及这番死里逃生的经历。汤姆猜测,可能是外界流言与心理创伤,导致父亲对此三缄其口。

“有很多错误的信息说,他们偷偷摸摸、男扮女装,”汤姆说。“我觉得他(方荣山)更像是经历了创伤后,依然有心理负担,就像经历了战争的人们一样。”

罗彤说,当他们在中国走访幸存者后代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家庭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有一条故事线索,我们90%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后代,而且他们已经跟我分享了很多故事,包括他在现场看到我们拍摄的片段都哭了,觉得原来自己的家人这么不容易,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觉得不想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现在的人。”罗彤说,百年前媒体带给幸存者及家属的污名,对他们的影响至今依然未能磨灭。

纪录片团队希望通过挖掘这段海外华工不为人知的历史,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幸存者正名。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小的华人社区,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地方政客会在有了犯罪、没有任何真实证据时就责怪外国人,尤其是看上去更像外来者的人。当经济衰退时,华人就会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罗飞说。

当年那些针对华人的偏见与歧视,并没有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烟消云散。

方荣山的儿子汤姆仍记得,年幼时与父亲在威斯康星州遭遇过诸多歧视。有一回,有陌生人称呼他们为“黄狗”,方荣山马上奋起反击。

近期,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仇视事件遽增。汤姆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改正当年的谬论,呈现真实的历史,以此唤起当今世人的思考。

“我希望人们最终可以意识到当初发生了什么,以此反省当下。”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6729931
[ 此帖被卡拉在04-15-2021 10:0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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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04-23   
从泰坦尼克上逃生后,一个台山人的沉浮人生
来源:新京报
作者: 新京报 记者 汪畅
2021-04-23

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型游轮撞上冰山,三等舱的乘客方荣山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逃生。这是一场世人皆知的灾难,但对远渡重洋的台山华侨文荣山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太平洋的两岸,方荣山留下了两幅面孔。

对家乡人,他知无不言,在银信(附带汇款的家书)中诉说着“在家千日好,出路时时难”,告诉亲友,自己乘的船撞到了冰上,靠着一根浮木获得重生。但在自己的妻儿面前,他却沉默寡言。

上个世纪初,迫于生计,大量华人从广东滨海小城台山出发远渡重洋,在这个如今的华侨之乡,当年亲人客死他乡、销声匿迹的故事俯拾即是。

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型游轮撞上冰山,三等舱的乘客方荣山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逃生。这是一场世人皆知的灾难,但对很多远渡重洋的台山华侨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拍摄,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氏家族间口耳相传的“海难逃生”传奇,穿过汪洋大海,解答了方荣山妻儿脑海里的疑问,也补全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下南洋

下川岛四面环海,大大小小的沙滩遍布,走几步,顺手一捞,便是一手海水。被大海包围的孩子,打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方荣山也不例外



4月17日,方荣山的家乡下川岛水洋村。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方氏家族的晚辈们口耳相传,说方荣山十几岁时已经开始打渔。他所在的水洋村并不靠海,方荣山常常会走一公里,抵达南角村和芙湾村附近的出海口,和伙伴们一同出海。他带着编织好的鱼网,撑一条木船,离开岸边几百米,有时还会纵身一跃,跳进海里抓鱼。

打到了鱼,便拿到略尾圩去卖。至今,略尾圩仍是下川岛的贸易中心。

在后辈们的口中,方荣山是家族里的“聪明人”,年轻时读过一些书,认识一些字。身材也比同辈人显得高大。

台山人的移民热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为最开始的目的地都是现在的东南亚一带,也被称为“下南洋”。这其中,有人被欺骗、胁迫后贩卖至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方,成为做苦力的“猪仔”,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在海外娶妻生子,也无法回乡,绝大部分孤零零地在异乡死去。

比“猪仔”幸运些的,是“赊单华工”。他们可以在招工公司赊着账,免费登船,公司先承担衣食住行的费用,借的账按月从工资扣除,只有还完了钱,才能自由往来家乡。

时光悠悠,同时代的人早已远去。对于方荣山为什么要出国,一路去了哪里,留下的晚辈们并不知晓。现有的信息,也只是来自长辈的只言片语。方荣山在台山的后人,方萃群和朱红品都提到,方荣山并非自由移民,他是“猪仔”,“那时家里贫困不堪,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常要在岛上挖野菜充饥。”

他们猜测,“方荣山下南洋,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那是上个世纪初,方荣山乘着船从小岛出发。这一去,便再没回来过


沉默的父亲

约50年后,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方荣山结婚生子。

然而,面对至亲,方荣山却是沉默的。直到今天,前妻谭亚凤都认为方荣山是个神秘的人。

1955年,二十岁出头的谭亚凤经由表哥介绍,嫁给了60岁上下的方荣山。在香港成婚后,二人一同前往美国。那时,除了“方荣山”这个名字,谭亚凤对这名未婚夫一无所知。

婚后,一些关乎整个小家庭的大事,方荣山从来不找妻子商量。每次都要等到事情发生,谭亚凤才开始知晓。尽管有了两个孩子,这段婚姻最终还是破灭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人离婚,孩子们跟着谭亚凤生活。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Tom Fong每周都会抽出一天,乘坐公交车前往父亲的住所。在那个狭小而干净的公寓里,父亲提起笔教他写中国汉字。父亲从不提及过去,他也不会问,“那时候父亲八十岁左右,而我才二十岁,不思考历史,不思考过去。”

沉默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久到Tom Fong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中文名,忘记了当初跟着父亲学的那些汉字。

直到2003年,平静被打破。那时,他和表弟一同参观“岩上之屋”的展览。走到泰坦尼克号的展览物前,表弟突然提起,方荣山以前上过这艘船。

Tom Fong感到震惊,这是他第一次听说,父亲居然和泰坦尼克号有关。他想起了很多往事,儿时参加的聚会上,也曾有一位亲戚告诉他,父亲曾经坐船撞到过冰山,掉落到海里后,他找到了一块门板,取下身边浮尸身上的皮带,将自己绑在门板上,最后等来了救援。年幼的Tom Fong没有多想,以为那是父亲在中国的遭遇。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照片,背面写有留言。受访者供图

“这是真的吗?”从博物馆回来,Tom Fong无法再从父亲口中得到答案,父亲已经于1986年去世。带着满脑子疑问,他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谭亚凤觉得不可思议,她从未听说过这些事,便对着儿子说,“我说你神经病啊,你傻啊。”

Tom Fong不甘心,他又想起了父亲的那本日记。这是父亲的宝贝,走到哪儿,他就带到哪儿。当着妻儿的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在上面写写画画,只是从未将日记向他们展示过。父亲曾对Tom Fong说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经历,等我去世后,就看这本书。可惜后来无论Tom Fong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它。

在Tom Fong眼里,父亲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只是这本书从未被他的至亲翻开过。

他无数次记起父亲的眼睛,一对小小的黑眼珠,嵌在皱纹密布的脸庞上。每当父子视线相交,他总觉得父亲在说,“我想告诉你更多事。”但是每一次,方荣山都未曾开口,只是沉默地注视着。

Tom Fong疑惑了多年,那些父亲没说出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方荣山?Fang Lang?

因为一封邮件,Tom Fong开启了“寻父之旅”。

邮件来自《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网站中,研究团队发现了Tom Fong和儿子的留言,他们自称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后代。



纪录片拍片现场的研究团队成员。受访者供图

两周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Tom Fong和研究团队碰面,向他们展示了父亲的照片,并告诉他们,Fang Lang的真名其实叫方荣山。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研究团队根据资料考证,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曾有一艘折返的救生船,发现了一名浮在门板上的东亚面孔,他是整个泰坦尼克号上被救下的最后一人。据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透露,影片最后,女主角露丝靠着浮木逃生的桥段,便是来自这段素材。

但Tom Fong的信息来源,只是两位亲戚的口证。这让研究团队犯了难,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名单上,的确有一个叫Fang Lang的中国人,但怎么证明,方荣山就是Fang Lang?

线索指向了广东台山,这是一座著名的侨乡城市。自18、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台山人漂洋过海,赴欧美、南洋等地生活。在台山市2014年至2019年间开展的台山市侨情调查,截至2019年,全市有163万台山籍乡亲旅居海外及港澳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台山市常驻人口却不到一百万。

通过查阅档案馆、博物馆里的资料,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研究团队锁定了Fang 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台山市下川岛水洋村。



研究团队列出的关于方荣山的线索。受访者供图

2018年,研究团队正式前往台山,开始拍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很多方荣山的族人,听到了关于方荣山的另一面,而关于他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口证也越来越多。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回忆,在台山,还未提及任何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事情,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突然念起一首打油诗。方少英告诉研究团队,这首打油诗是从方荣山寄给自己父亲的信里看到的。

这让研究团队兴奋了起来,施万克开始相信,他们越来越接近事实。

另一边,方荣山那位早已嫁到邻村的胞妹方树莲也在传递这一信息。她的孙子朱红品告诉研究团队,自己长到10来岁,会读书写字之后,便承担起读信、写信的任务。他记得,这是大舅公在信里写过最大的一件事。

之所以记忆这么深刻,是因为方荣山的信一来,奶奶便会念叨起那场海难,“撞到冰山之后,船沉了,他抱着一根木头,在海里浮了好久,被别人发现时,已经快要死了,最后被医救活了。”每每动情之时,或者胞兄这次寄来的信,恰好讲了些不顺的遭遇,方树莲总会流下眼泪,仿佛在那海水里受难的是她自己。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信。受访者供图

朱红品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一些书信,均出自方荣山之手,钢笔写下的繁体字至今清晰可读。为了标出重点,每封信里都有标红字迹。信的开头总是如此,“树莲胞妹,自明甥子,红品甥孙,好意甥孙媳,均安知之。”

出门在外的日子是艰难的,正如方荣山自己在信里写的,“在家千日好,出路时时难。”

面对这位胞妹,方荣山似乎毫不隐瞒,总要说些体己话。得鼻炎了、和亲友起争端了,他都一一告诉方树莲。即便隔着太平洋,这些生活琐碎依然牵动着方树莲的心,她总想着,“孤零零一个人,可怎么办?”

“命是捡来的啊。”听朱红品念完哥哥寄来的信,方树莲又感叹得抹起了眼泪。

记在心头的乡井


这条捡回来的命,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故乡。

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方荣山总会寄来一些照片。结婚照、与孩子的合影,抑或是不同时期的个人照,每一张都透露了他的人生进程。这些照片尺寸不一,但对胞妹来说,每一张都是珍宝,她收藏好小的照片,把大的照片挂在墙上。

往后余生,方荣山只在书信里和亲友们见面。朱红品和方萃群记得,每年家里都会收到好几封来自美国的信。直到方荣山去世的前两年,朱红品还替奶奶给大舅公回过信。

与家书一同到来的,往往是钱物,这些钱物几乎负担了方树莲的全部生活费用。那个年代华侨在外,常常通过信件慰问家人安好,附带着银两。这种独特的家书,被称为银信。1986年,方树莲收到了来自胞兄的最后一封银信。只是这封信里没有信,只有银,那是一千美元。

那时,因父亲生病,朱红品四处借钱。这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几次搬迁,当年的银信保留无几。但他们记得,艰难时日里,是远在海外的大舅公帮衬着生活。

朱红品留存了一封写于1979年的信。那封信里,方荣山正记挂着亲人的回音。红蓝相间的钢笔字里,一行醒目的红字写着,“两个月之久,未知你收到否?又不见你回信,念甚。”

慰问亲友是每封信的惯例,关于自己,他总爱在信里写,自己安好,勿念。

不过,让朱红品印象最深刻不是信,而是蛋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餐盘大小的圆形蛋糕经由老乡送来,蓝白相间的奶油上,嵌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最终,一家人分着吃完了那块蛋糕,“那是美国寄回来的,我们沾了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代表着大舅公过得不错。

方荣山还曾带着亲友一同赴美打拼。结婚前,他在香港开了一个小农庄,交付给堂兄一家人打理后,又将他们带往美国。

Tom Fong还记得见到堂叔一家人的场景,只是出门买个面包的工夫,就在家门口看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面孔。父亲没和母亲商量,便要让他们挤进自家那间狭小的房子,还带着他们去唐人街吃了一顿正宗的中餐。

在家乡人眼里,方荣山只是一个普通的移民者。他没有很大的成就或贡献,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加入研究团队的台山华侨李大川称,他们在走访时得知,二战时期,方荣山还曾购买国债,为祖国抗战筹集资金。

“熬过来真不容易。”想到这位胞兄,方树莲时时对后辈们感慨。

揭开谜底

家族里口耳相传的故事被研究团队知晓。口证越来越多,但这并不算可靠的证据。

回国之后,研究团队继续查证。最终,他们发现了Fang Lang的行船卡和方荣山的入籍证明。Fang Lang的行船卡资料截止到1920年9月,而1920年9月,正是方荣山入境美国的时间。在那张入籍证明上,中文签名清晰地写着“方荣山”,而英文名写的是“Fang Lang”。

也就是说,从方荣山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Fang Lang”这个名字消失了。

原因不难推测。1906年4月18日凌晨,旧金山大地震后,大火烧毁了当地政府的档案资料,这让因“排华法案”无法出国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借用或购买出生证明,用假身份和假名字出国。研究团队发现,当时一些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华人,已经习惯了转换身份和姓名。

种种迹象表面,方荣山便是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Fang Lang。

而且,他很可能确为资料里写的那位最后一名被救上来的幸存者。

谜底揭开,Tom Fong又想起了父亲的眼睛。

“那是一双神似露丝的眼睛。”他联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女主角露丝。电影最后,年迈的她又来到海上。她蹒跚着走到海边,爬上栏杆的动作不再利索,低头望向那片海。

海难之后

然而,这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对方荣山一行人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除了学者、商人,其他华人出入境变得格外艰难。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六名幸存的华人还被攻击为抢占了妇女儿童坐席的偷生者,然而事实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入大海。

于是,刚一到岸,六人便被驱逐出境。

在一艘运输水果的货船上,方荣山当了8年水手,之后终于入境美国。

研究团队查阅资料发现,在这场海难中不幸遇难的两名华人,是和方荣山结伴渡洋,相约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在Fang Lang填写的遗失物清单里,也写着领带、领结、西服等物品,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要在船上当水手,终日劳动的人。

只是海难让一切化为乌有,方荣山只能重新开始。

即便是后来辗转抵达美国,他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在美国,他两次创业,开洗衣房、开餐厅,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生活也格外清贫。

尽管如此,他总是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Tom Fong记得,父亲总是精神抖擞地走着路,手上还戴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玉戒指。

在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中,方荣山无疑是幸运的。根据纪录片,海难中幸存的6人中,一人染上肺病而死,一人从印度下船后踪迹不明,一人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一人到加拿大经营着一家咖啡厅,一人至今仍未确定身份。

而方荣山是唯一一个留下了后代的中国幸存者。花甲之年,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生下两个儿子,还活到了耄耋之年。

离婚后,他独自租住了一个顶楼的小公寓。孩子们跟着前妻生活,长大后也难以相聚,他在寄回家乡的信件上写:“国光、国民两儿在别处工作,大约百里路之远,不能常见,只由长途电话,谈话而已。”

Tom Fong说,即使父亲生活落魄,但仍保持着应有的尊严。70岁,他在租房时遭遇了“黄种狗”的侮辱,便对着对方一拳下去。

那时,“猪仔”没钱,没有身份,随时面临被遣散的风险,根本不可能结婚,也不可能拥有后代。也许正因如此,对于自己拥有两个儿子这件事,方荣山总是格外自豪。Tom Fong记得,每次方氏族人聚会时,自己的肩膀上总会环绕着一只苍老的手臂,那是方荣山,他笑着对其他人介绍,“this is my son!”

寻根之旅

2019年,Tom Fong跟着研究团队回了一趟“家”。对他来说,这也是一趟寻根之旅。

走上下川岛,如今,父亲曾经打渔的地方仍然有出海的渔船,曾经的贸易中心盖起了崭新的高楼,田地和水泥路也多了起来。岛上还开发了旅游区。



4月17日,下川岛川东大湾,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而父亲曾经的房子里,也住进了家族的后人,继续延绵着香火。在下川岛水洋村,方氏祠堂的香火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经年累月,村里的方家人越来越多,他们盘根错节地驻扎在岛上。这里,成为了他们的“根”。

在这座古老的方氏祠堂里,牌位按照辈分一一排列,唯独少了方荣山。

因为泰坦尼克号,一族后人又重新有了联系,他们建立了微信群,开始通过网络传递家族亲友的变迁。

那一趟,他们一行人寻到了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川东大湾。这个曾经的出海口,如今成了一片沙滩。

当地人透露,这片沙滩平时鲜有人至,“外地人能找到这里,不太容易”,那是一条仅一车可行的泥巴路,两旁是自然生长的花草树木,转过好几个弯,再穿过一片田地,看到褐色的长毛树叶,走过,才到了这片沙滩。

海水起伏着、奔涌着,以均匀的速度向岸边前进。“哗——啪”,海浪退去又袭来,浪花每一次漫上海岸,都润湿了一圈沙子,也隐没了些许痕迹。

不过,沙滩上仍然留存着杂乱无章的脚印,它们大小不一、方向未定。那是人的足迹,一些人绕海而行,一些人从海上来,一些人往海上去。



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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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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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删掉的中国幸存者,如何出现在这部纪录片里
来源:新京报
作者: 新京报 记者 滕朝
2021-04-16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于4月16日全国上映,影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开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历史,折射出百年华人在国外的曾经血泪史。


2021年4月15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执导1997年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观众记住了这艘大船上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中,船上竟有8名中国人,其中6人生还。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幸存的700多人,每个人都有详细的资料记载,唯独这6位中国幸存者的经历却消失在历史长河,不但世人从未得知他们获救后的去向,他们还曾遭到西方媒体的诋毁报道。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于4月16日全国上映,影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开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历史,折射出百年华人在国外的曾经血泪史。

导演罗飞和寻找6位中国幸存者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两人在中国生活都超过25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都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都做过电影记者。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施万克当时就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六人》中插入了一些当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观众排队买票的镜头,施万克隐约记得,有的照片应该就是同事在当时某天晚上拍的。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该片导演罗飞、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以及剪辑师之一王仰贤,揭开这部纪录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动机】

你知道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

2013年,罗飞和施万克合作完成了一部关于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讲述1931年一艘意外沉没在中国沿海的英国潜艇的故事,该片拍摄前后历时6年时间。两人合作比较愉快默契,他们希望再找一个题材继续合作。施万克一直对海洋历史比较感兴趣,之前就听说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这个信息,船上有8位中国乘客,最后有6位是幸存者。作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国人,这个幸存率非常高。这引起施万克的强烈兴趣,当时已经过了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会不会有幸存中国人的后代出来发声?施万克找了当年的新闻,没有发现任何消息。“难道这6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到纽约后又上了一个货船,就消失了,从来没有结婚,没有跟亲戚朋友说过这个事情吗?”施万克不相信,他决定拍一部纪录片,挖出真相。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但导演罗飞起初对这个题材本身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他们刚刚花了6年时间拍了一部历史纪录片,难道还要再拍一部吗?罗飞最想拍与当下有联系的题材,他喜欢跟拍,因为真实,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显然不适合跟拍。就在罗飞纠结要不要拍的时候,他问了身边很多中国朋友,“你知道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本来以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得到的答案却都是否定的。甚至有朋友反问:“你是重新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吗?”这逐渐勾起了罗飞的兴趣。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但里面却有一个“黑洞”,是很模糊的,而这恰好与中国有关系,与种族主义和历史偏见有关系,罗飞发现了这个故事背后更为丰富的内容,最终决定和施万克一起拍摄这部纪录片。

从2015年开始,施万克做调查研究,罗飞跟拍,两人带着机器全世界跑,去寻找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中国人的线索。做了两年之后,罗飞和施万克觉得,光靠两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如果只有两个人做的话,可能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完”,必须扩大团队。



罗飞和施万克。

大部分纪录片走两条路,一条是传统路线,与电视台或者视频平台合作,最初罗飞和施万克也试图找过电视台,但对方拒绝了。另一条便是独立制片,但拍纪录片比较费钱,投资又是个问题。最后,与罗飞之前有过合作的制片人罗彤带着团队加入了进来。

罗彤对于泰坦尼克号本身不太感兴趣,吸引她的是故事背后的东西。纪录片一开始把焦点更多放在寻找线索上,6位中国人是怎么在船难中幸存的,最后去了哪里,分析他们的路线。后面则折射出关于生存、种族、人权问题的思考。“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就不去管它最后会怎么样,有没有人看好,先把片子给拍出来”。

【拍摄】

拍这部纪录片就像是在探案



施万克一开始把《六人》这个项目想简单了,没想到延伸的范围会那么大。“一说泰坦尼克就是巨大的意思,这个项目也变成了泰坦尼克,也是一个巨大的故事,巨大的工作量。”该片的研究员从最初的两人发展到20多人的团队,基地在上海,另外成员还分布在北京、英国、美国东西部、加拿大。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施万克作为首席研究员,给每位研究员分好工,每人对应一位幸存者,去寻找资料,让他们成为专家。施万克就可以统揽全局,把6位幸存者的信息全装在脑子里。对施万克来说,最难的是选择什么时候放弃。因为有时候再多花三个月时间去找资料,未必会有更多发现,这时候就要做出选择放弃。

比如,片中有位幸存者去了印度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员去查了当时印度船员名单,并没有发现这位幸存者的记录,确实比较难找,所以到了那里之后,施万克就决定放弃:好吧,他的故事就到这里。

在制作这部纪录片前,很多人都对导演罗飞说,你不会找到这6位幸存者的。罗飞没有理睬他们,他觉得只要这6人存在过,肯定会找到。施万克同样怀揣着信心做这部纪录片,“我们从头一直相信会找到,不一定会找到每一个人的整个故事,但我们就一直相信这些文件,这些证据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去寻找。”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工作照。

制片人罗彤说,拍这部纪录片像是一个探案的过程。“你认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幸存者,但你怎么去支撑你的论点。这个人本来是这个名字,后来为什么改名字了?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到了美国,但入境证上又是另外一个记录。其实我们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在找支撑它的证据。后来才发现,那些研究表面上看只是在找人,但找人的背后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原因,他为什么消失,为什么他们会被污蔑,这就涉及排华法案、种族歧视”。

在做研究过程中,施万克团队在一些档案馆中找到的资料,说幸存的中国人是化装成女人,躲在救援船里的座位下才幸免于难。为了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剧组还找到泰坦尼克号的专家,根据当年救援船的图纸,试图1:1复制一艘救援船。正好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很支持这个项目,就给学校土木工程小组的同学们安排了一个作业,按照图纸要求,每周来敲敲打打,最终花了一年时间造了一艘船。学生坐在船上,还原当年的场景,亲身去体验一下当时情况,从船上乘客的真实视角来看,证明了原来的那些报道全都是心怀叵测的胡编乱写。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研究泰坦尼克号的群体,有些他们认为非常权威的,铁打不动的资料,这一次也被《六人》制作团队给推翻了。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授权】

卡梅隆、“杰克和罗丝”都特别支持


刚开始制作《六人》这部纪录片时,团队就已经考虑可能会用到当年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影像。在导演罗飞看来,中国观众都是通过这部电影了解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在讲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中插入之前电影的画面,是最好的致敬方式。

然而,联系到卡梅隆谈何容易。制片人罗彤说,因为各种各样保护卡梅隆不受打扰的关卡太多了,一层一层的经纪公司,一层一层的律师挡在他们面前,找了很久一直没有突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将罗飞导演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卡梅隆其中一位律师手里,这才与卡梅隆联系上了,卡梅隆对这部纪录片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2017年,罗飞和施万克飞到新西兰采访卡梅隆,问了很多问题。1997年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之前,就已经很熟悉中国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故事。方荣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最后一个被救出的人,当时他趴在一块漂浮的木板上得以生还。卡梅隆还专门拍摄了方荣山被救的段落,但最后成片被剪掉了,因为与结尾罗丝趴在木板上被救的场景有点重复。并且,卡梅隆还亲口证实,罗丝被救的灵感就是从幸存中国人方荣山那里来的。

之后,卡梅隆成为《六人》的监制之一,除了无偿出镜之外,他还说服福斯公司将《泰坦尼克号》中的一些影像素材,以及方荣山被救的删减画面用在《六人》中,而那个删减镜头是首次在大银幕上披露。制片人罗彤十分感谢卡梅隆,因为一部面向观众售票的院线电影,要用《泰坦尼克号》的素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可以,那种天价的版权费也不是一个纪录片团队可以承担的。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得到福斯公司的授权后,并非万事大吉。因为福斯与演员之间有一个协议,凡是演员出现的电影里面,被另外影视作品采用的话,这些影视作品方必须也要得到画面中演员本人的授权。也就是说,《六人》想要用《泰坦尼克号》的影像资料,必须得到每个画面中出现的演员的授权。

有特写镜头的演员就不必说了,而有些大场面的全景镜头,背景足足有上百人,制片人罗彤通过福斯,找到了当年电影的选角导演,上百人逐个确认可不可以用,中间来来回回沟通很多次,最终全部确认了下来,拿到了授权。删减片段中,那个饰演方荣山的中国人也找到了,他现在在美国,他其实不是演员,当年拍电影时,他是剧组工作人员,正好有这样一个华人角色,卡梅隆就让他来演。

制片人罗彤还提到,福斯给的《泰坦尼克号》素材里,音乐属于单独的版权,要找作曲授权。那场删减片段里,有一段背景声音很轻的音乐,因为是剪掉的素材,没有做对话和音乐的分轨文件,没法将音乐去掉。通过福斯,花了很多周折才找到那位作曲家,获得了授权。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最后需要授权的是《泰坦尼克号》的两位主演“杰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丝”凯特·温斯莱特。很多人对导演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没办法跟他们联系的。有天晚上,导演罗飞给两位分别写了两封电子邮件,第二天,莱昂纳多回复了,说随便用。过了几个小时,凯特也回复了,表示支持这个好项目,但有一个问题:莱昂纳多同意吗?罗飞回复,他同意了。很快,他也收到了凯特的回复:好,我也同意。


【制作】

有幸存者后人参与拍摄很久后不想出镜


有一次,《六人》剧组在广东台山的海边拍摄纪念先人的一个仪式,拍摄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工作人员摸着黑从海滩边爬到树林里,回到车上。第二天导素材的时候,导演发现存有一些重要镜头的数据卡丢了。于是,剧组十几个人一起回到昨天晚上收工的地方,在沙滩上找一个两厘米大小的数据卡,找了两个小时,患有深度近视的罗飞导演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卡,大家都非常激动,认为这件事情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定要把这个片子给拍出来。

类似这种的小插曲,制片人罗彤能举出很多。但对她来说,如何控制预算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罗彤对于《六人》的制作要求挺高,硬件设备都用最好的。并且,《六人》跟那种非常独立的纪录片不一样,制作在一定水平线上,成本自然更大一些。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因为是独立制片公司,罗彤的公司不像电视台那样的庞大机构,在使用素材时,可能跟对方有合作协议,可以随便用。《六人》中观众看到的很多视频、图片素材都得买,如果是视频素材的话,价格按秒数来算。如果是照片的话,价格按照张数以及在多少个国家,在怎样的媒体上面去用。

整部片子制作成本110万美元,人员的差旅费以及专家的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剧组足迹遍布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古巴5个国家的20多个城市,不过古巴那条线没有加入到影片中,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有很多线索,有时候跟到一半就断了,两个文件一对比,发现跟错了,前面所有的工夫全都白费,所有拍的内容都不能用。

还遇到一种情况,剧组在跟拍了一位幸存者的家人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还是决定不出镜了。罗彤说,之前邀请他们到剪辑房看素材样片,他们都看哭了,但最后家里的长辈觉得还是不便于把自己家里的事传出去。罗彤觉得,可能当年那些阴影对他们家庭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当年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被认为冒充女人才活了下来,有很多负面消息,家里的老人不愿意再提及那件事情。但罗彤也表示尊重,就把这条线索撤掉了。


【剪辑】

华人获救的木板实物镜头遗憾删掉


2019年初,《六人》探访幸存者后代的部分已经拍完,只剩下一些研究员的采访,这时基本是一边剪辑一边采访。全片不算旧的影像素材,共有400多小时,超过20T的拍摄素材。最开始,有一个英国剪辑师帮忙剪片子,因为后期流程太长,故事线太复杂,做了一半就不做了。

王仰贤是《六人》的剪辑师之一,他之前在公司剪商业广告、商业纪录片多一些。对他而言,《六人》的剪辑算是很难的,因为讲述的人相对比较多,要在100分钟内讲述6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还要讲清楚,信息量特别大。并且,还要厘清思路,研究员找到的证据足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人。在幕后,研究员找了很多信息,但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将这些信息全部展现给观众,所以就要思考,如何在合理的时间内把最有效的信息传达给观众,解释清楚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因为很早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在剪辑之前,王仰贤就经常问导演,现在找到了什么样的线索,为什么这个人是你确定要找的人。导演还告诉他,想把片子做成揭秘悬疑类的纪录片,所以对于这个纪录片的方向,整个团队没有走特别多的弯路,更多的是在纪录片整个结构上面,花了不少时间讨论。

在剪辑过程中,王仰贤会把所有拍摄过的内容都用便利贴,贴在一块板上,所有的研究员,还有三个剪辑师就会一起讨论,说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走,哪部分放在哪里更合适?这个结构上会怎么合适?哪些部分就不要了。

第一版初剪,有将近三个小时。王仰贤说,有蛮多内容,其实都挺可惜的,比如施万克去加拿大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木板,那就是方荣山获救时趴着的木板。当时摄制组过去跟拍,也剪了出来,觉得把这块木板展现给观众,比较有意义,但最后由于时长也没放进去,有些遗憾。


新京报资深记者 滕朝

资深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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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04-23   
Re: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纪录片首揭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 ..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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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04-20   
Re: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纪录片首揭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 ..
卡总,我可以把这篇文章转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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