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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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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的家族身世 ZT

刘索拉的父亲刘景范
新浪读书

　　刘景范，字子忠，刘志丹的胞弟，1920年9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28年在其兄的影响下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保安县游击队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5年9一10月，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错误“肃反”，刘志丹和刘景范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被关押，其中一部分人甚至遭到杀害，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获得释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5年12月，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解决了因错误肃反造成的遗留问题，平息了几个县的叛乱，为红军顺利西征、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县，创造了条件。此后，他历任陕甘省保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共陕甘宁特区党委委员等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刘景范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长、建设厅长、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西北局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刘景范历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兼党团书记，西北野战军中共前委委员、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常务委员，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9年10月至1955年，刘景范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在此期间，他于1952年率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慰问了与美国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中朝军队和人民。并且数次率领中央救灾慰问团，赴全国水旱灾区进行救灾慰问工作。

　　“高岗事件”发生后，刘景范受到株连，1955年被贬到地质部，任副部长。1962年，又因其夫人李建彤写的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株连，被打成“反党分子”，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在家闭门思过。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痛斥康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长达七年之久。直到1974年12月，在周总理等人的帮助下，刘景范在毛泽东“宣布释放，免予追究”的批示下，才重新获得自由。

　　1978年至1990年，刘景范先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90年8月9日凌晨，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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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发表于: 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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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眼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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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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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发表于: 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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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内容啊，沙发！

一半是冰水，一半是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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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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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总是要些年青人去“叛逆”的

2007年03月　红网--潇湘晨报
3月1日，本报北京专访音乐家、作家刘索拉。
□本报记者夏宏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刘索拉便以她在当时具有强烈先锋色彩的小说和音乐成为了那个时代引人注目的“另类”，成为在自己的精神国度里自由玩耍的“坏孩子”。1997年，她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年回国后，成立“刘索拉与朋友们”现代民族室内乐队，创作的歌剧2006年起联合在欧洲巡演。

3月1日下午，本报记者如约赶到刘索拉的工作室。她说第二天乐队就要排练，8号去意大利演出，今年“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在国内外都有许多巡回演出，不过她笑着说自己不是做什么事都会立即被外界知道、被媒体所报道的那类人，因为她并不习惯那样的生活。

一个普通人要经历的难处我都再经历了一次

与李少红、李陀、鲍昆、瞿小松等在一起。

与朋友们在北京。

潇湘晨报：1985年你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被视为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首批作品，但不久就留学去了。与此同时，你似乎更愿意凸现出你做音乐的一面？

刘索拉：我不敢说我的教育与别人不一样，是这样的，也许是我从小的教育使我觉得做什么事情要感觉得到你自己是明白的，你做的事情是可以做到底的。我从小的教育没有给我去当明星的教育，也没有像现在这种的讲究商业包装、出人头地为唯一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所有的教育就是一件事情要做好，而且是真正地去做好。

我的童年、少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对于真实的生活我很在意。也许八十年代是刚刚有明星概念的开始，所以一个事出现就会有媒体进行关注了，而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有关明星的教育，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实在的（而不像今天，小孩都知道你今天上电视了，哦，你就是明星）。如果你要当名人，除非你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你才是名人。不会说你摔了个大跟斗就是名人（笑），我们的概念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代和教育造成了我对那样一种（热闹的、明星式的）东西的抵制，而且现在想起来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当时做的是对的。

和美国音乐家阿米娜。

1999年刘索拉在北京爵士音乐节上演出。

潇湘晨报：你的父亲是高官。我想问的是在小时候家庭对你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据说，你三岁就开始学钢琴了。

（1978年至1990年，其父刘景范先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刘索拉：家庭对我在艺术上的影响很大，父亲教我画国画；母亲因为本身也写小说，家里有很多书，这种氛围影响到我。虽然我妈妈不直接告诉我怎么写书，也不希望我写书，而是希望我去做音乐，所以三岁就逼着我去学钢琴了。因为我妈妈觉得音乐是很抽象的，音乐是无言的。尤其是后来我妈妈写小说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折，她更不愿意我去写小说，她看见我发表了小说心里其实并不高兴。我父亲虽然不是艺术家，但是在他政治生涯特别曲折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可能让自己休整心情、消磨时间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画画，我在他旁边就跟着画画。小时候，我曾经特别想画画，但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才能，主要是成为写实主义画家我做不到，（笑）所以就没有当成所谓写实主义画家。

潇湘晨报：自1987年去伦敦和纽约后你在海外生活了20来年，这其间的经历一定够丰富。

刘索拉：出国后我的状态为躲开家里的北京和一个社会的北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甩开重新去做人和做事吧。而且，一个普通人要经历的难处我都再经历了一次。在今天看来我一点都不后悔。在今天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不是太活跃，或者说我不是太在意媒体，这个都和我二十多年以来的在国外的生活有关。就是说，我现在非常非常习惯于有一个平常心来做事情，我追求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并觉得非常享受。我并不想否认别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个人不喜欢过所谓娱乐、明星式的生活。

因为你没“着地”，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肯定会失落

潇湘晨报：在海外多年生活，历经各种思潮与文化的碰撞、交融，对于中国的文化你认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想要通过自己的音乐让外国人了解的部分是什么？

刘索拉：我现在在做些国内外的音乐交流。我特别关心民乐，所以和民乐家们的交流也很多。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琵琶的，从它的音色来追索乐曲的演变和琵琶的演变，我特别感兴趣于中国民乐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中国民乐的每一个声音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

潇湘晨报：但是现在能安静下来做事情的人好像不是那么多。

刘索拉：因为忘了这平常人怎么活了，我们没有这个对平常人怎么活的教育。我们现在的“明星教育”太多了，要出人头地，要做明星，否则就好像你连活都活不了了。但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不真实的。有多少人当明星，还有一拨当不了太长时间的明星。明星当不了一辈子，都是当一会。这一会完了你干吗去？一会完了你看有多少失落的明星。为什么会失落？这是因为你没“着地”，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肯定会失落。所以说我们最基本的教育是缺少的。（我们需要）平常心，但是又有非常充实的平常心。怎么说呢，比如活得幽雅，活得文化什么的，或者怎么讲……这是为了活得像自己，而不是为了让人看到，为了让人知道，我觉得这是平常心。

什么事太认真地说好像变成大众都会笑话你

潇湘晨报：你如何评价现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不管是画画的、做音乐的还是写作的，现在他们也可能有着属于他们的姿态和“叛逆”，但也可能有别于你20多岁时候的那个时代了。

刘索拉：我其实不是太了解，但有的时候其实不必去了解太多的细节。我大概地知道，总是需要一些年青人去“叛逆”的，而且年青人的反叛是永远有价值的，无论是错的还是对的，其实没有对错。他想挣扎出一条自己的路出来，他会提问，他会有疑问，有疑问就是积极的事情，有疑问就会去改造一些东西。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它也许在这个时代合理在下个时代就不合理，因为事情总是变化着，所以年青人要提问没有关系。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而且所有人最后都会反省，回头再去看，你总会为自己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潇湘晨报：那么在当代的作家里你喜欢哪些呢？有人说中国的文学不像俄罗斯的那些作家具有宗教意识与信仰。

刘索拉：你说的是中国？我喜欢王朔、残雪和阿城。残雪是非常有灵魂的作家，在中国也是属于少有的作家。但中国的文学批评跟不上，我指的是专门地着眼于文学本身以理论的深度展开的评论。就像音乐一样，没有很深入的评论出现，这是很可惜的。

我其实觉得中国很多作家是很有宗教意识的。只是习惯谁也不能够直接说，而且不习惯于直接说。什么事太认真地说好像变成大众都会笑话你，谁认真谁是神经病。现在中国的文化风气有一种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搞得不能严肃地说，什么东西都要搞得都在搞笑，所有的事情都有点娱乐味、打哈哈就显得聪明。

天天都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奢侈的

潇湘晨报：有没有想过假若你没有成为一个艺术家，你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的，你会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

刘索拉：其实这些我都想过，初中的时候我想过做建筑师，如果没有做艺术，现在我也许是在做城市规划与建筑。

潇湘晨报：做音乐，写作，画画……这一路走过来就是好几十年。

刘索拉：艺术最可贵的就是，你选择了一件事是你想做的，这的确是千金难买。我出国这么多年见了那么多艺术家，但有多少是明星？真正的音乐家很少是明星，“流行明星”那是闪光一下子过了就没了。但真正的音乐家一辈子都在用心做音乐。他想做那是因为他喜欢。他可以在村子里面给村子里的教堂做一辈子的音乐。我看到这些人就很羡慕，因为他们活得很扎实。音乐本身对于一个艺术家最大的享受就是你能够以艺术为生，天天都面对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研究怎样把它越做越好，这就是最最幸福的，就是奢侈的，非常非常奢侈。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就可以了，一辈子都会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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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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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北京的文化欲望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8-12-29 15:15
作者:马立诚
刘索拉三个字是品牌。她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材生。1985年，她的小说《你别无选择》获全国中篇小说奖。1987年，她根据自己另一部获奖小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摇滚歌剧《蓝天绿海》。1988年到2002年，她远赴英美，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建立了自己的乐队。她的先锋乐曲唱片《蓝调在东方》，吸收了京剧、昆曲和日本、朝鲜的音乐元素，表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和昭君出塞千里和亲两个中国古老主题，大获成功，被列入“英美新世界音乐”排行榜前10名。另一张唱片《中国拼贴》，是“一个琵琶，一个人声”，由于“极端疯狂”，引起全球先锋音乐界高度关注，美国最著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也讲授《中国拼贴》。
刘索拉在西方十几年，写音乐剧，写舞剧音乐，写影视音乐，自己又是指挥，又是演唱，又是演奏，拳打脚踢，人也瘦了下去，逼得她每天夜里练气功，都练成精了，真人比挂在工作室墙上的10年前的油画肖像还年轻。
2004年，她在国内组建了“刘索拉和朋友们”，主力成员李真贵、杨靖、张仰胜、巫娜，分别是中国打击乐、琵琶和古琴的顶尖高手。演奏风格混合民乐、爵士乐、新音乐，震人心魄。索拉说：“西方自由爵士音乐进入学院，影响了学院音乐。中国这个过程还没开始呢，我的乐队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刘索拉和朋友们”首赴德国演出，再赴丹麦音乐双年展演出，颇获好评。索拉也在2002年到2006年出任德国文化部顾问，为德国策划了一系列音乐会。
2006年，刘索拉创作了歌剧《惊梦》，写一个中国女性受虚荣心驱使，想方设法攀上权力高峰，最终失败，整个一场“南柯梦”。这部歌剧由德国著名现代室内乐团ENSEMBLEMODERN与“刘索拉和朋友们”乐队共同演出，她本人兼了四个角色：编剧、作曲、导演、领唱。《法兰克福评论》说，《惊梦》的音乐是“传统和现代音乐各流派以及流行音乐的融合”。
2008年5月28日下午4点，刘索拉在798工作室指导杨靖率领的琵琶乐队排练。我和索拉的姐姐米拉，还有罗点点都来助阵。乐队有四位中国音乐学院琵琶专业年轻的女研究生，是杨靖的学生。乐队30日赴意大利演出，这是最后一次合练，索拉也将和乐队一起到罗马演出。在罗马的音乐会名为“灵魂姐妹音乐会”，共准备了15首琵琶乐曲。除《阳春白雪》、《良宵》、《姹紫嫣红》和《十面埋伏》四首古曲外，其余的《爸爸椅》、《我是最美的》、《碎景》、《缠》、《鸡赶庙会》、《狐步》、《仙儿念珠》等乐曲都是刘索拉作曲。
刘索拉上身一件丝质低胸白衬衣，一袭黑裙直拖到地，一只小巧的红色圆头皮鞋时不时露到黑裙之外。琵琶声起，她那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几位琴手，一边点头，一边轻启红唇，随着旋律唱起无字歌。歌声时高时低，引导着琴手的情绪。哼唱的同时，双手时而弹两下钢琴，时而离开琴键，一上一下打着节拍。歌到梦幻处，身体前仰后合，轻轻拍手。我离她大约10米，抬头望去，慨叹宛若天人。
一曲终了，刘索拉开口：“别照着谱子弹，要有情绪，应该闭着眼睛把音摸出来。不能10分钟才进入情绪，要马上进入，全是感觉，全是感觉！别那么修女！来！再来一遍！”
在旁边当顾问的罗点点起身指点说：“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乱。”杨靖也放下琵琶站起来，一个一个地点拨她的学生。
琴声起，刘索拉离开座位，站到乐手前边，轻轻跳起舞来，身姿婀娜。学生们兴起，高音和低音琵琶的合奏，直逼唐人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刘索拉叹道：“震了！震了！”
7点排练结束，大家一起吃包子喝粥，索拉雇用的于师傅夫妻一手好厨艺。吃完了，罗点点和乐队成员先后告辞。我和米拉、索拉聊了好久。
走出她的工作室，繁星满天。刘索拉看了看四周，对我说：“这原来是我们的地儿，现在快不是我们的地儿了，怪留恋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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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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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出国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出国没几天我就全面认输了……相信老一辈和下一辈都不至于像我们这么土

　　■本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京

　　长方形鱼缸里只有一条白里透粉的大鱼，用手指在鱼缸壁上逗它，它追人。刘索拉在大山子的Loft工作室里有许多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钢琴、中国大鼓、裱在镜框里形同建筑的手写乐谱，但我总想起这条鱼。

　　写稿之前，听完她寄来的两张CD：1992年在纽约出的《六月雪》和1998年的《缠》。

前者是为舞剧《窦娥冤》而作，她用箫、日本打击乐、非洲打击乐和爵士鼓来讲那“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的屈死女子起誓的故事。在《缠》里，听到那支挺有名的《醉态》，想起她说的创作过程：“照着做手艺活儿的图纸勾出来，我边勾出把椅子或项链，边听见巫婆戏子鬼魂狐仙观世音一大把都叫着来了。”也在DVD里看了她在台上的人声表演：穿着拼接的大红底子的唐装，东方的单薄的声线穿梭于京剧和R&B，坐着高音上了云端。

　　刘索拉作曲、唱声音、写小说，也画画。她串门儿一样在其间跳来跳去，互相勾兑，因为热闹，兴致盎然，不管别人是否眼花缭乱。十几岁时，她给食指、给惠特曼的诗配音乐，还唱，唱了就觉得自由。很多年后，她站在陈丹青那些巨大的组画面前，嘴里开始发声音，说要开个音乐会，专门唱那些画，后来，她写成了《中国拼贴》。

　　有天她告诉陈丹青：“罗丹那些泥巴形象我不能忍受，太做作了。”她想起弹贝多芬早期奏鸣曲那些没完没了的七和弦，她感觉每一个和声都是罗丹的人物在皱一下眉头和抖一下肌肉。她喜欢“看”音乐，比如她从郭文景的乐谱里看出结构和旋律的特异，有次在德国听了陈晓勇，就觉得他的音乐形状很好看。回过头来看文学，谁的文字好，谁的文字做作，她会特别敏感。

　　总之，诗歌、小说、绘画、乐谱上的小蝌蚪，都是她桌上的瓶瓶罐罐，她倒腾来倒腾去，游戏一样制造各种声音，因为“音乐的最大意义就是对声音的探索”。

　　最后，她把自己连同声音一起抛出去，能量般抛出去。疯了，炸了，就对了。她推崇冷静客观，因为她做不到。

　　那个下午，她一袭黑色长裙，滔滔不绝。

　　这现代派女作家怎么不抽烟呢？

　　人物周刊：许多人看《你别无选择》的时候，都从懵懂身上看到你自己。

　　刘索拉：是，懵懂和李鸣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我从3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学得乱七八糟的；17岁开始弹吉他，唱披头士。后来上音乐学院，老师教你怎么按照和声规律、曲式结构，来发展组织音乐，学了很多最基础的技术，很有实际用途，那些技术掌握好了，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就能出大作品。上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对贝多芬的音乐越来越失去强烈的感觉，那种英雄主义的声音跟我越来越远，那种悲壮非常适合“文革”时期的情绪，可“文革”后期我就开始喜欢拉威尔、德彪西这样的印象主义的东西了。但当时在学院里，如果你喜欢的是印象主义的东西，就意味着你没把基础学好。

　　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我要退学，就是彻底扔了，不干了，不做音乐了。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我想改行到电影学院学导演，要不就去做摇滚乐。赵宋光先生是我的和声学老师，我当时跟他说我觉得我是个骗子。赵老师说，因为你太真诚了，要是你都觉得自己是骗子，那很多人都是骗子，一辈子都在做音乐一辈子都是骗子。他说你这种人最适合做音乐，音乐是宇宙间最高尚的感情，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你不应该纠缠在文字情调里（那时候我常写一些散文）。后来我就连滚带爬地毕业了。毕业后试着做了很多影视音乐和摇滚音乐，想通过非学院的风格来找到自己，但直到出国前音乐跟我的距离还是很大，音乐在那儿，我在这儿。

　　人物周刊：后来怎么还是守住了音乐？宿命？

　　刘索拉：我一直有直觉，尽管我不喜欢自己那种状态，但是不会和音乐分手。我很宿命。第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蓝调音乐大师朱尼尔·威尔斯，听到了真正的蓝调。我只看过两次他的演出，第一次是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开的小酒吧里，他专门给我们几个演了一场，可能因为我当时是“国家代表”。以前也听过蓝调唱片，也觉得好听，但他就那么冲着我演了一场，太震撼了！你听唱片不会有那么感动，听现场那东西就长在你心里了。我常说一场音乐会能够改变人生——可能你听了很多音乐会都是狗屎，可碰上这样的音乐真是能改变你的一生。第二次是他在伦敦演出，我看完演出就去后台找他，他居然还记得我。我到了美国以后，想把写他音乐会的文章翻译了寄给他，但是没来得及做，他就去世了。这两次他的演出，尤其是第一次，我记一辈子，影响我一辈子。

　　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这声音才是我要的！

　　人物周刊：其实出国之前，让你成名的是小说。1985年，《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像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落地就开了花。

　　刘索拉：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有一群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大家在一块玩儿。我写了部分稿子——那时是手写的，现在稿子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就想着，哎呀，谁能给我打成铅字儿就行。那时我只想看着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儿，没别的。李陀先生看了之后给了特别大的鼓励，说，这东西好，你得往下写。啊，这就好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往下写。写完之后他真的帮我给了朱伟，给了王蒙先生，这小说就变成铅字儿了。当时对我来说，什么《人民文学》、《海鸥文学》都是一样，反正都是铅字儿，发表了就好！又有一天李陀先生来我家说，索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篇东西被王蒙先生评为今年横空出世的作品，你成功啦。那时有一些朋友在场，大家都举杯庆贺。我就傻了，没明白这成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一系列的反应就更让人傻了，各家报纸对此争论不休，要么捧成里程碑，要么说这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怎么可能这么疯狂？还有人说，这现代派女作家怎么不抽烟呢？

　　用人声向摇滚乐挑战

　　人物周刊：伦敦、孟菲斯、旧金山、纽约一圈转下来，音乐给了你什么？

　　刘索拉：自由。在英国，和 Punk音乐家合作过，和Rap音乐家也合作过，和摇滚音乐家一同做音乐戏剧。在美国，去孟菲斯学蓝调，在纽约做《蓝调在东方》唱片时接触到最好的爵士音乐家。在纽约，是我在音乐和文学上最拼命的时期，因为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拼命的热情，在那里能接触到那么多好的音乐和音乐家。我不停地做着各种试验，比如进一步体验音乐和身体的感觉，试图再拉近一些。这个试验就是做《中国拼贴》。

　　那是玩儿了命做的、吐血般的创作和演出。它的形式太简单了，就是一个人声和一把琵琶，对我的声音是个挑战，对作曲法是个挑战，对琵琶演奏家是个挑战。琵琶和人声自古是唱小曲的，现在要向咆哮的摇滚乐去挑战，怎么样把原始能量全部放出来？传统音乐有没有那种现代音乐的爆发力？这套作品演奏难度大，鬼气大。那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父亲的去世，感觉到一种来自阴间的能量，贯穿全身，你就变成了这个能量，把自个儿抛出去。一般唱歌讲究用丹田气，但是唱《中国拼贴》得从脚底往上唱，把整个人抛出去，你才能坚持特别长时间，像萨满教似的，忘我，身体和音乐就统一了。所有这些试验都是被体系外的音乐家启发的，在学院中不可能学到。

　　人物周刊：那演出前是不是要来点儿大麻什么的，以进入状态？

　　刘索拉：演出前是绝对禁止吸毒的，这是纽约所有专业音乐家的共识。他们平时吸大麻、海洛因，但是演出之前绝对不许碰，演出之后你要干嘛都行。因为你嗑药上台后不能配合别人，你自我感觉好，但节拍肯定是不准的。音乐是配合性的行为，你抛出自己的时候还得知道乐队在哪儿啊。把自己抛出去靠的不是大麻，靠的是真正的能量。

　　朱丽亚音乐学院的指挥撒克先生听了《中国拼贴》后对学生说，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疯的东西。其实演这组作品时，演唱者的脑子得特别清楚，声音不断在高音上反复，来回11次、12次，不能哑，不能上气不接下气，40多分钟的组曲，要命的事儿。

　　那种声音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往往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查建英前几天说起，《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里，把80年代刚到国外那种失落感说白说透的，就你这么一个女的。

　　刘索拉：我出国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出国没几天我就全面认输了。因为各方面的无知，我碰了多少壁。我们那批出国的，碰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贫乏单调。我们在国内学了很多音乐技术，但是在音乐美学方面受了太多苏联社会主义美学影响，对西方音乐美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了解。

　　我们曾误以为拉赫马尼诺夫就是钢琴艺术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最高代表，殊不知，那种砸琴风格被西方看成完全的没有文化。我们只以为钢琴必须是用手指尖抬高了敲下去，殊不知要想达到爵士乐的音色，必须把手趴下去用手指肚摸出音来。我真是在最无知的时代长大的人，相信老一辈和下一辈都不至于像我们这么土。早知道钢琴不用抬高手指砸，我早就变成爵士钢琴家了。

　　人物周刊：除了断层知识结构带来的失落，生活也不容易。在国内都是人物，出国还面临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记得你在伦敦时写过，住的屋子没窗帘，每天晚上用可折叠的板儿挡窗户。

　　刘索拉：这里我得更正一下你的误解：你引的话是出自我的小说，别看成是自传！再说那种没有窗帘的房子是英国最好的老式房子的特点之一，只有讲究的知识分子会在家里安装老式的木板窗。那时我在一个英国朋友家租了一间屋子，在一座古老雅致的房子里，所以在写小说时就产生了对中国明清年间小板楼的怀旧。那段描写是一种怀旧情绪，而不是海外生存血泪史。大家都爱说什么海外华人血泪史，说那个没意思。重要的是出走之后获得的经验。

　　每个移民去寻找的东西是不同的，结果是不同的。我的幸运是接触到那么多好的音乐家。世界之大，音乐如海，音乐家如同海里的鱼一样多。一生认定了做什么，往下走就是了，人能挡住人“成功”，但是挡不住人的癖好。清贫和寂寞都不是人生的丑陋，标准只有一个——把事情做好。

　　艺术家的生活就是一种忽上忽下的生活，时而灿烂，时而惨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直幸运，出国以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中串门儿。在纽约的时候我的老大姐、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爱米娜跟我聊天说，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差了一课，你没有经过黑社会。

　　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外华人和黑人之间总有那么多种族歧视的偏见，似乎华人只认同有钱和成功的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伦敦东区参加一个艺术家聚会，那是著名的贫穷居民区。我迷了路，有辆车开过来，车上的黑人小伙子问我，你要去哪儿？我说了地点，他说你上来吧，就送我去了那儿。我一走进聚会，大家都问我怎么来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众人惊讶，都说在这地区没有人敢晚上搭车，尤其是陌生黑人男子的车。可是我不怕。我在美国孟菲斯也碰到过骗钱的黑人，没什么，给他就完了。我觉得没事，哪儿都有恶人。我对黑人特别有感情，我喜欢他们那种天生跟音乐舞蹈长在一块儿的状态，他们也不多想，就是这么活着，歌舞就是本能。

　　人物周刊：《女贞汤》一出来，大家都觉得你的小说越写越好。有没有想过，比起做音乐，也许小说会让你的才华展示得更加充分？

　　刘索拉：做音乐着实难，尤其在中国。我到现在还坚持做，就是觉得音乐像海似的，没有底，永远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永远有神秘的声音出现，在吸引我。也许读者们更期待我的小说，但是我没办法戒了音乐呀，一旦上瘾，就把时间都花上了，把命也差点儿搭上了。

　　去年我在德国策划了一个反叛音乐节，把约翰·宗（John Zorn) 的止痛药乐队请来了，他请我做嘉宾演出，他的萨克斯风吹得如同尖叫，加上拉斯威尔（Bill Laswell )沉重的贝司，打架子鼓的日本人几乎是蹦起来打，我在台上耳朵都要聋了，满场观众疯掉。我在纽约就是他们的听众，那感觉特别棒。它是重金属、地下摇滚、自由爵士的综合体，这种音乐就是把你脑袋里所有想发疯的能量都揪出来。它没有旋律，绝对不好听，就是让你听了发疯，不用吃药就发疯。约翰·宗他们和我同龄，不修边幅，演奏时很冷漠。观众边听边叫，哪怕站着不动，脑子也要炸了，声音太大了，灵魂都要震出窍了。那种声音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往往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许多人对声音没有那么细致的感觉，我觉得你挺幸运，你对于声音的感觉，完全打开了。

　　刘索拉：我真是特别幸运，这一路我结交黑人朋友，他们保护我，也教我使用声音的能量。前几天爱米娜给我发了邮件，告诉我她丈夫帕帕死了。我在德国收到的信，本来刚演完歌剧还挺兴奋的，看了信，一个人躲着哭了一天。帕帕是个非洲穆斯林教徒，其实我跟他不熟，但我知道他俩的故事，还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一般朋友去世我也不会这么伤心，就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人，在生活中要得非常少。帕帕的死，很可能就因为他们穷，买不起好药，他们刚结婚没几年。

　　我不知道，没法分析我对这些音乐家的感情。其实爱米娜是个经历很丰富的人，但我不觉得这不单纯。我觉得那些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虚伪好人们，是他妈最不单纯的人。世界很沉重，一个人得虚伪圆滑到什么地步才能扛得住这社会啊。

　　刘索拉不久前去了杭州，给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做培训，让一屋子的MBA学唱。

　　又有朋友在南京的一个什么论坛上看到她，黑色长裤，外披一件薄如蝉翼的黑纱。人在前面走，衣袂在后面飘，空荡荡，流动着，看起来，跟周遭总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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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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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别无选择

尹庆一发布时间：2007-2-23 2:13:49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阅读：1659
刘索拉无论干什么总能引起轰动。以前是写小说《别无选择》，现在是唱爵士，边唱边还有一些厅妙的手势，很优雅。在'99国际爵士音乐节的后台见到她时，却发现在文字和歌声的背后，她还有很多善意。

　　刘索拉说：“我这个人这辈子唯一的优点是，我敢去试。”

红的海

　　音乐是刘索拉的命中注定，而且别无选择。

　　刘索拉说：“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搞音乐。我也不知道我算是搞流行音乐的还是古典音乐的。我是一个比较敢试的人，这也是造成我生活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人那里的真理到我这里都是我试出来的，我搞音乐，我搞文学，我还画画。”

　　论起资历，刘索拉是正宗的科班出身，77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不像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那一辈，当今世界乐坛硕尖的华人作曲家谭盾、郭文景、瞿小楹、陈其钢等都出自这个班。然而要命的是刘索拉一点都不喜欢古典音乐。“虽然也让我感动，但太元了，磨得太光了，我喜欢更直接的东西。”她忘不了15、16岁的时候，自己整天在街上像个“小流氓”一样抱着个吉他，穿着稀奇的嗽叭裤，和别人一起唱披头士的日子。那是一种让她感动至深的音乐。

　　她喜欢红色，激情四溢。音乐学院毕业，她先在大学里教“复调”，一边浓度着搞流行音乐，还出了两盒磁带，可见乎所有人都反对她。写小说也不是刻意为这，只是不平于当时社会对他们那帮同学的漠视和排挤，想为他们说说话，于是就有了《你别无选择》。说说大学生自己的故事，迷惘、嚎叫、抗争，想有所作为又四处碰壁。想不到一不小心就成了“探索小说”，一下子轰动全国。那是当时年轻人的必读书。想当作家，所有人还是反对。87年成了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可等到年底交创作成果的时候，她交上的却是一叠滚歌剧的总谱。还是忘不了音乐呀！

　　都说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就是卦，“刘索拉”三个字里就含着两面个音符，看来今生今世都离不开音乐。因为她的母亲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和延安鲁艺，对音乐非常钟爱，所以就用音符为孩子取名。米拉、索拉、都都、三个孩子凑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首歌了。小时候家里老是放唱片，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马思聪的小提琴曲、还有河北梆子，刘索拉听得熟了，记在心里，到现在还是喜欢。那时她的嗓子不好，特别低，合唱队什么的总轮不到她。逢年过节，街坊孩子跳藏族洗耳恭听衣舞，边上最小最矮的小丫头，就一定是她了。有一回演《白毛女》，好不容易逮到个角色，演白毛女她爹，一开幕就趟在地上，死了。问她后来怎么会自己上台唱爵士，她说：“那是被逼无奈。在国外录音找人唱，特麻烦，迟到半天不说，好不容易等来了，他说他累了，嗓子不行，录不成了，只好自己上。”

　　她不喜欢的东西永远做不好。5岁学弹钢琴，她觉得太抽象，不喜欢。妈妈在边上逼着，她只会整天哭。边哭边弹。后来音乐学院老师都夸她有“童子功”，可是却始终没用出来。“我对钢琴没感觉。”

　　“现在想起来，童年特开心。”她最喜欢玩蚂蚁？她笑了。“不，我想我幸好不是蚂蚁。它太可怜，太弱小了，连小孩都可以控制它。”她家羊了许多猫，窜上窜下，极不老实，根本不听她的摆布。她只好玩蚂蚁。用卫生球在地上划个圈，的民蚂蚁捉来放在圈里。因为这给养怕那种味道，转来转去半天出不来。冥冥之中，以后刘索拉和音乐有关的很多经历都像极了这只蚂蚁，转来转去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里。

蓝绿的岩石

　　刘索拉戏称她那些搞高雅音乐的同学是“正规军”，而自己则是“游击队”，“我喜欢另类的东西。我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地方。”

　　1988年，一位英国导演看过她写的音乐剧后，希望把它搬到英国去媾她正逢婚变，一听马上就去了英国。当时，现在已名闻遐迩的音乐剧《西贡小姐》还刚在筹备，也想让她去演。结果她的歌剧导演就她：“你是要自己的歌剧还是要呷人的歌剧？”听了这话，她就拒绝了《西贡小姐》。紧接着《西贡小姐》就火了，而她的歌剧则流产了。现实生活教会了她面对一切变故宠辱不惊。“我曾经历过国王一样的日子，做一个商业演出，赚很多钱，一天换四套衣服，很多人排队给我献花。但我也经历过完全掉在一个旮旯里，和几个音乐家一起，排练出来每人出一场面钱习一个三明治吃，冻得要死。”

　　刘索拉一直不停地探索着自己的路，很艰辛。“别人可能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没有选择一条特别容易成功的路。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很长很长的路，我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但我坚信我不会放弃。”

真正的转机是去了美国的孟菲斯，黑人蓝调音乐的大本营。“蓝调出乎意料地打中我，一枪把我撂在地上。我觉得它特别真实，里面好象有活生生的人在跟你说话，有很多辛酸，也有很多高兴的东西和反叛的东西。相比之下，美国百老汇的歌舞剧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东西。”她喜欢真正能打动她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像蓝里加上一点点绿的那种颜色。

　　她“不想把各民族的音乐简单地捏在一起。而是先体验它”，然后尝试着把摇滚乐和黑人的蓝调、爵士之灯的东西糅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于是有了1995年纽约的两场个人作品音乐会：《中国拼贴》和《蓝调在东方》。《纽约时报》评论时说：“刘索拉表现了一种传统中的异变。”

　　面对这一切，刘索拉只是平静地说：“现在我找到了我所要的音乐，它们会更好，更成熟。”

明静如玉的天空

　　刘索拉小说里的文字大大咧咧的，用北京话来说就是特“糙”。给人感觉很冷，很尖刻。而当我在爵士音乐会的后台见到她时，从平和的目光中看到了善意。为什么会不一样？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见到的是两个人。”以前在美国演出，虽然出奇，但观众都说她咄咄逼人，予人威胁感。就在不久以前，有一天她突然想通了，就像禅宗里的顿悟，由于长时间的经历和反省，现在一通百通，内心越来越平静。这次回国演出，老同学见面都说她变了，都问是不是演出成功所以特别高兴？她说不是，因为人高兴所以才演得好。想到她在台上唱的第一首歌《节日》，里面洋溢着生命中天性的快活和无忧无虑，让人十分温暖。

　　对于目前的生活，她感到很满意。她的丈夫是位亚洲人，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她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音乐创作和演出上，也写些小文章。她的长篇新著《大继家的小故事》马上要在香港出版。说及她以前的小说，她说：“自己都看着讨厌，写了半天还是自己。”她认为这是她小说最大的弱点，所以强迫自己努力改变。

　　问她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她说喜欢中国的山小画。“看似特虚的一笔，气就留在上面了，画画的人也就留下了。”再追问她喜欢哪个时期的山水？她说最爱宋朝的山水。“那些精致的工笔山水，外面看来似乎不动，里面实际上蕴含着无穷的动。对于大写意的东西我倒并不震惊。”她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她自己的音乐和小说都是表面上动态万千而内在纯净安宁，为什么两者相差这么大？她笑了，“年轻的时候里面没东西，所以只能瞎动了。”

　　有点像《你别无选择》的最后几行文字： “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混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他欣喜若狂，打开窗户看看清净如玉的天空，伸手去感觉大自然的气流。突然，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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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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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嬉皮的成长刘索拉别无选择

刘净植 (人民网 )

刘索拉是那种生在“红色家庭”的孩子，她的伯父便是著名烈士刘志丹。这样的家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注定她从小就会有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注定她会经历大开大合的人生。

常常游走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刘索拉有着两个身份，作家和音乐家。在中国，学音乐出身的刘索拉因写作成名，多数人提到她时，都不忘了要提起她著名的《你别无选择》。她的文字在此传播之广与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她的音乐的生疏，使得她作为音乐家的光芒常常掩盖在其文学作品之下。然而在海外，能让刘索拉这个名字变得夺目的是她的音乐，她可以轻松地以此为生，可以在各个国际音乐节上精彩地完成演出。那些欣赏她的人们，或许并不了解、或许并不关心她是不是个作家。

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刘索拉周转自如。所不同的是，当谈起音乐时，她便滔滔不绝、从容自信，就算是有人说听不懂她的音乐。她说音乐是她的专业，说多了她不怕露怯。然而如果有人问起她的文学创作，就算是别人称赞她的文字如何的精妙，一向善于表达的她也会三言两语匆匆打住。她说，那是她的短处，是她不擅长的。

于是，和刘索拉聊天，音乐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第一主角，她似乎更愿意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去面对别人。然而，在我们始终不离的音乐话题中，其实更广阔和精彩的是她的人生经历。

■“小糖包”变成少年嬉皮

记者：你的名字很有意思，索拉，就像注定要做音乐。你姐姐的名字叫米拉，做音乐是不是你父母的期望？

刘索拉：名字是我妈妈起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叫我索拉，姐姐是米拉，哥哥是都都。后来有一首歌《北国风光》，里面有一句旋律“米拉索拉多多”，算是把我们兄妹三个给串在一起了。其实是我母亲没做成音乐，一生有遗憾。但她有些偏激，比如说我哥哥特别喜欢体育，她也非要把他按在那儿学钢琴。

记者：你好像说过，小时候被逼着学琴的经历挺痛苦，在那个年代，孩子有这样的苦恼挺稀罕挺超前的。

刘索拉：我3岁学风琴，4岁学钢琴，就觉得我好像注定生活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特别不懂这是为什么，觉得学音乐的过程挺痛苦的。“文革”我父母都进了监狱，我没了学音乐的条件时，开始对音乐有了感觉，就渴望做音乐。我记得我还想法去搞钢琴。人越是在困境的时候才开始珍惜。

记者：那时候的音乐应该很单调，样板戏什么的。

刘索拉：我在“文革”的时候就自己弹吉他唱歌。《外国民歌二百首》什么的，那些谱子我都有。

记者：是偷偷唱吗？

刘索拉：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在乎，我们到处唱。因为我有几个从小学就在一起的女朋友，我们一伙人的爸爸妈妈都关起来了，一伙人爸爸妈妈都有事就不会害怕，不会孤独。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那时候，一帮小朋友都是女孩，背着吉他到处唱，就在公园里大声唱，搞得走到哪儿都有警察在旁边跟着你，然后你还觉得挺好：我们有一个听众，就让他跟着吧。我觉得那时候对我的天性的生长挺重要的。因为我以前特别胆小、拘束，没有家了，我和那些小朋友一起流浪，一高兴就可以说，我累了，就往长安街上一躺，故意的反叛的性格。我们那时候剪着短头发，穿着喇叭裤、花衬衣，背着吉他，就那样躺在长安街上，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们不是做什么行动艺术，就是不自觉地心里有一股劲，我们就是要反着。突然你就觉得特放松、特舒服。其实我的性格开放是跟那段时间有关系。

记者：我可以想像那对你后来性格的形成影响特别大。

刘索拉：对，我从小的环境太拘束了，从小就没有特别有根基的生活方式。就比如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特倒霉的时候，我还有阿姨，我阿姨对我太好了，她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照顾我。我就像是一直生活在古堡里，我那时候连跟别人说话都不敢，特别胆小。结果就是因为有这些朋友，我记得她们整天骂我小糖包，说你这样不行，整天是阿姨在守着你。她们还会给我写信，说我得跟你谈谈，你这种生活方式不行，你太温室里花朵了，你太娇气了，你必须要锻炼，我说成。然后我们就骑车去天津了，再骑车回来。所以我觉得年轻小孩就必须有一段彻底疯，没有家长管着。如果没有那段，我肯定是特规矩的一人。那段活得真自在，我想学画画，你知道我们怎么找老师？也不知道该找谁，结果一次我们去游泳，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画画，马上我们就决定追上去，认识他。我们来不及换游泳衣蹬上车就追，追得他不知道怎么办，就慌了，他就是那种戴着小眼镜的美院学生。他开始收拾东西，我们就骑着车跟着他，拿车去顶他。他又找了个草丛，坐下画。我们哗啦就把他围上了，就说，你别动，我们去换衣服，回来跟你谈话。他都傻了，说我不走我不走。然后我们换了衣服回来就跟他说，你，教我们画画吧，画的不错。给人吓坏了。那真是我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启蒙阶段，没有老师的启蒙阶段。

记者：原来我不太了解这些的时候，就觉得像你这样出身在革命家庭的人，怎么会走到那么前卫先锋的道路上去。

刘索拉：我们在一起的都是所谓革命家庭的孩子，那时候都是家里大人没了，相对来说就自由了，这时候你的脑子就开始开窍了，你开始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对我父母的认识也是因为他们进监狱以后，我开始想他们是谁。以前你特别顺利，你也不会去想你父母是谁，你就觉得你的生命就是该着的这么顺利，突然一下子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走到外面被歧视，你发现想找工作，没有，比如我想上音乐学院，不能，分配工作因为父母的问题都没有人要。在你小的时候，突然人生会有这么一块阴影，大部分别的孩子也不会有的，就逼着你去想，不知道怎么想的时候就拼命去看书。幸运的是我有一帮和我一样的小朋友，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诉苦，而是天天寻找欢乐。这时候我们会找到很多外国的唱片、外国的书，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

记者：你也是在那时候听到外国摇滚音乐的吧？

刘索拉：对，而且唱，唱披头士。我们有的朋友是外交部的，他们就能拿到那些唱片，然后大家就分着听、转录什么的。我小时候学钢琴已经接触到莫扎特这些古典音乐，然后弹吉他又开始接触到什么夏威夷弹法、西班牙弹法，吉他是特别容易接触到外国音乐、爱情歌曲什么的，你的生活方式就开始不一样，进入一种别的东西里。画画的朋友也开始模仿毕加索、高更什么的，那时我才十几岁。那时候我就开始做音乐、写歌了，我给郭路生（食指）的诗配音乐，还给惠特曼的诗配音乐，还唱，唱了就觉得自由，其实就是发泄。

■你在大街上踢了一块石头，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生命中的某些事情记者：那你会不会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你比同龄的中国孩子接触到更多的思想和文化，你接触得早，所以后来就一直走在前面，去做别人还接触不到的东西。

刘索拉：我想生命里什么事情都跟你后来的事情有关系。比如说我妈妈最早训练我姐姐学京剧，我怎么会想到这对我将来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我特别羡慕，就天天在一边旁听，练功我也跟着练。她的老师是一个梅兰芳一辈的老青衣，特别喜欢我，他就教我唱昆曲《春香闹学》什么的。后来我就忘了。但在很多年之后，我出国了，我发现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活过来了，它最早在我身上扎了个根。特别奇怪，你想想我在少年时代弹吉他唱歌，彻底是个嬉皮的形象，然后又进音乐学院，后来又唱摇滚，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西化的形象，我哪有这种中国的东西？等到后来我出国以后，我才发现我妈妈叫我学京剧的这些东西在我身上其实挺重的，我对这些东西有感觉。

记者：罗大佑也说过，人到了另外的环境中才知道你自己是谁，血液里那种东西很自然地就出来了。可能你一直在国内的话，或许你会意识不到。

刘索拉：对。我在国内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写摇滚歌剧什么的，可能有人觉得，你太前卫了。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中国人吗？我怎么这样？后来我出国以后，我身边都是真的摇滚音乐家，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们自然一出声就是英国摇滚音乐，我自然一出声就是中国味，而且我唱得特别有感情，我就知道这东西其实在我血里流着。我在英国听中国的音乐，听着就掉下眼泪来了，那时候听摇滚乐反而就没有眼泪了，就觉得跟我有距离了。你在大街上踢了一块石头，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生命中的某些事情。

记者：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几年对你影响大吗？

刘索拉：那当然了，音乐学院影响太大了，等于在音乐上彻底给我建立了一个很雄厚的基础……因为我的性格是到处拐弯的，我对音乐一下拐到摇滚，然后庞克，然后雷鬼，然后舞曲，然后蓝调、爵士，等于出国以后我把音乐学院以外的音乐又全学了一遍。但我每走一步，我都会回到音乐学院的体系来，我走出去之后回来，脑子对音乐又清楚了一块，摇滚、蓝调，和我们在音乐学院学的西方古典的音乐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再怎么学西方的音乐，最终都会回到古典音乐这个根上来。就像中国音乐一样，音乐学院也给了我一个特别厚的根，我们每年都会去采风，我明白通过这样的经验，可以怎样去学习民间音乐。而中国和世界的音乐之间也是有连带的。这是一种专业的、系统的训练。我在音乐学院有五年半的底子，甭管我是不是好学生。我在学校比较淘气，但是我还是懵懵懂懂把好多东西学下来了，而且还是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底子。

记者：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你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中，懵懂这个人物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

刘索拉：有，懵懂和李鸣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记者：你们那个班的同学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音乐的创新上走得最远，而且也成就最大，现在都还没有人能够超越。

刘索拉：人的幸运有时候是集体的，就像我小时候有这么一帮女朋友就是我的幸运，到了音乐学院又有这么个集体。这个集体天天在讨论，我们怎么找新的声音。那时候我们班同学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让别人看起来都说，你们疯了。但这是作曲家的天职，就是要寻找新的声音，就像我说的，别无选择。

■十几年来我像一个流浪儿，结识各种的绿林好汉记者：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还有你出国的那段经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出国呢？

刘索拉：其实我在听蓝调之前都没有想过要出国，我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声音才是我要的。之前我特得意，我曾经非常傻地觉得还学什么呀。但我也知道我的东西不好，不太对，可就是觉得没什么可学的了，音乐就是这样了。我听到蓝调才觉得，我完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觉得我是我们班同学当中最困惑的一个，他们的脑子都比我清楚，他们都知道毕业以后他们都要往哪儿走，我最没目标了。所以当我听到蓝调之后，我就感觉我要跟着这个声音跑，走走走就走到了今天。具体的技术问题就是说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比如说我遇到庞克就跟庞克音乐家合作，碰到摇滚就跟摇滚音乐家合作。我记得我跟庞克乐队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就真的是大篷车的生活，就睡在车上，到了一个地方就演出什么的，然后跟他们一块儿喝酒。

记者：那是在什么时候？

刘索拉：在我刚出国的时候，在英国。我天性没有明确的目标，惟一我会去追求的是这种生命力的东西，生命力在领着我往哪儿走我会跟着往哪儿走。最后终于把我领到了爵士蓝调音乐家那里，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和他们在一起合作得非常愉快。然后我现在回到我所谓学院派的状态。十几年来我觉得我像一个脑子里的流浪儿，好像在结识各种的绿林好汉，这是我要找的。

记者：什么样的人是绿林好汉？是不是比较民间、江湖的艺人？

刘索拉：对，其实你要是看见我和音乐家在一起就知道了，尤其我和美国音乐家在一起时，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做音乐的人就是一种流浪的方式，就是很疯的什么都不是的，没有什么地位，就是一个流氓。我不在乎，走到哪儿给我饭吃，就可以做音乐。我一路上都碰到绿林好汉，音乐学院出来的人是有身价的，但艺人没有身价，艺人就不惜一切把自己练得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他们真是练把式练出来的，你一旦碰到这样的人就会觉得，哇，真有功夫。

记者：这些绿林好汉给了你什么影响？

刘索拉：有很多，像强尼·威尔斯、欧奈特·考门等，他们对我的一生和音乐上让我有特别大的转变。还有曼菲斯（美国蓝调之都）的那些蓝调音乐家，我在曼菲斯和那些蓝调音乐家住了一个月，他们把我那根神经给拨开了。在去之前，我只是听录音，对蓝调崇拜，但到了那儿，真正跟蓝调音乐家一起录音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根棍儿，才发现我这个过滤器是堵的，每个人都是过滤器，把文化和生活的东西吸收进来之后，他总要以自己的方式过滤了再发出去。堵的都是我在国内训练的这个概念、那个概念，这个陈规那个什么的。

后来他们推我，让我松开松开，那对我是一个特别好的经验。我想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一个老师给你说一句话，当时你不懂，然后你慢慢想，想多少年之后你发现：对了。

记者：你觉得一生中给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

刘索拉：我觉得我一生中碰到的人谁都会对我有影响，但是一直牵肠挂肚影响我的，当然是我父母。是心里特别深的东西。有时候我做不下去，特别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们。

记者：他们对于你做的事从来不干涉吗？

刘索拉：干涉。尤其是我特疯的时候我妈妈都不认我，我上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妈就气得不要认我，觉得我太不像话了。衣服穿得特别奇怪，做的音乐也鬼哭狼嚎，简直不能听，说话也特别野。但是在我小说刚发表就受到批判的时候，我爸爸就找我谈话，说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想到有我在。在我得意的时候，他会告诫我，你不要特别狂。我觉得我一直不是特别狂，没有什么明星姿态，就因为我们家人，他们一直给我一个压力就是，这没什么。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来了，会在我身边。那是一种特别紧密的关系。你说我的小说他们真懂吗，我妈妈说你那东西我拿出去我都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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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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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纪念：这个名字和这个人

朱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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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一书的作者李建彤女士去世了。我试着在google和百度两家搜索了一下，想看看在公众的记忆中，这个人和这本书还留下多少痕迹。结果是两家都搜出四百多条。还算好，没有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两家搜索出的头一条都是“刘索拉的母亲李建彤”，却让我有那么一点点哭笑不得。

　　当然也怪不得公众。《刘志丹
》一书在1962年夏出版时只印了一千册，而在当年9月就被点名批判查禁。实际上是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就直接进入历史了。我是说，这本小说读者很少但却“影响巨大”。一千册的印数就牵连了一万多人挨关挨整，其中若干人死于非命，单是这一条恐怕就已经当载入史册。更何况它牵连着的其实是事关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虽然挥之不去，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从公众记忆中抹掉，渐渐地就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成为“动机性遗忘”的对象了。

　　对于我来说，李建彤这个名字和“刘索拉的母亲”这个人却似乎一直是分存在两个不同的记忆档案中，我很少把两者合成一体来想。

　　李建彤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与《刘志丹》拆解不开联成一体的符号。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先兆。我们在文革时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点名批判《刘志丹》一书时的名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而这句话后面紧跟着的则是一段我们当时背得烂熟且不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可以认为，这几句话已概括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其要害在于以言治罪。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不可能忘记这段语录，所以也不可能忘记李建彤和《刘志丹》。

　　至于“刘索拉的母亲”这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则是一个长者，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从1980年起我开始经常出入于索拉家当时索拉就住在父母家里，每次见到这位老太太我都决不会想起那场历史风云。这个人和那场风云好像很不相称———这个人太平和、太坦荡、太豁达、太慈祥了，而那场风云却是太险峻、太阴森、太诡谲、太凶狠了。

　　我们一帮年青人在索拉家聚会，老太太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来旁听，时不时还会妙趣横生地插上几句话。由于她的理解很宽阔，态度又开明，所以她的在场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压力，而只会给我们的聚会添加气氛。她总是跟着我们的话题走，不像许多老年人那样爱把话题硬往自己那头拉。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听见她说过像“我们年青的时候呀”或“我在某某地方的时候呀”这样一类的话，也就是说我完全没听见她说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想起来，倒成了一桩憾事！

　　我对她确实了解不多。但我知道她喜爱文学、喜爱艺术，尤其喜爱音乐，要不然怎么会给自己的两个女儿都用音符（米拉、索拉）取名？我还知道，在一家人天各一方之际（丈夫关押在秦城监狱，儿子嘟嘟与大女儿米拉插队在内蒙古，小女儿索拉寄养在北京，而她自己则在江西五七干校），她还惦记着写信到北京托找朋友教索拉学习钢琴。因而我有一个判断，刘索拉之所以成了音乐家和作家，是因为她有这样一个母亲。

　　不过，这位母亲让我印象深刻，却不是因为她有了刘索拉这样一个女儿，而还是因为她与天下母亲共有的那一点舐犊之情。

　　从细微处最能体察母亲的心。1999年，在国外游学行走了十年之久的刘索拉带着一支乐队回国来参加北京爵士音乐节，演出那天特别邀请母亲来观看。病卧在床久不出门的母亲坐着轮椅来了。幕间休息时我到前排去看望她，谈起索拉的唱，我说：“我知道一点她在国外的故事。这副嗓子全是硬练出来的。”我是在表示赞叹，也有间接恭维一下老太太的意思。没想到她的反应根本就不接我的茬，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声：“可怜！”两个字一下子像刀刻的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想，这是只有母亲才会而且只有母亲才能做出的反应。

　　由此想到从《魂牵净土》（李建彤传记）一书中读到的一个情节。这位母亲当初在被“隔离审查”时主动要求到江西五七干校去，是因为听说自己还未成年的小女儿索拉与保姆（她称为淑敏大姐）一道已经去了那里。到五七干校后，母女俩未获准住在一起，她的住地与索拉的住地相距有五六里。她当然立即去看过索拉。没想到第二次再去时竟被淑敏大姐堵在了门口：“孩子是我的，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原来是她的到来惊动了当地一伙造反派，给淑敏大姐造成了很大压力。淑敏大姐说：“我别的都不怕，就是担心他们要把我和孩子拆散，那样小索拉就惨了。”作为母亲的她这时候只能配合，说好了不再去看索拉。但到了轮休日却又会不由自主地走到索拉住地的村口，在那里徘徊良久，然后再怏怏而归。她在乡间小路上的这一去一归一徘徊，也是一下子就像电影画面一般嵌入了我的记忆，宛如我亲眼所见。我总在想，我或许应该把那画面命名为“母亲的小路”？

　　直至接到斯人已逝的消息，在我的意识中这位母亲的形象才与李建彤那个历史符号统一起来，成为我心中的一个人物（我在这里套用了李锐先生的一本书名）。这时候再回首望去，便觉着她生命的最后岁月还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丈夫刘锦范于1990年病逝之后，她第二年就让自己躺了下来。———卧病在床，不问世事，活得像一个封关修炼的老神仙。只有她的儿女们知道，她之所以没有随即撒手人寰，是因为她还要守护自己的犊子。这一守，就又守了十四年。不怪她放心不下。这位始终笑眯眯的老神仙毕竟是饱经风霜，比我们这班晚生后辈要更懂得人世间的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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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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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矮的那个是刘索拉小朋友

她背后的，是她姐姐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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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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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和姐姐、哥哥以及刘志丹遗孀的故事
新浪读书

　　刘志丹的遗孀是个纯朴的陕北农村妇女，名叫同桂荣，自刘志丹牺牲后，她在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照料下，一直带着女儿独自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从东北到了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她安排的小院里默默地打发着余生，而女儿则留在西安从事医务工作，同桂荣身边只有一个娘家侄子和一个保姆。

　　“文革”期间，这位历经坎坷的老人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的纠缠，其主要目
标还是小说《刘志丹》与西北干部的联系。这位文化不高，但却深明大义的老人，在那些造反派们面前，不是严词驳斥，就是装聋作哑，搞得那些自以为是的造反派们拿她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革命烈士的遗孀，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陕北妇女毫无办法。

　　1969年的深秋，在“疏散”的大潮中，她告别了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迁居列陕西省的三原县。临行前，她见到了从内蒙古回京的刘米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大女儿)和刘都都(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儿子)，他们是回来为即将去江西干校的妹妹索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小女儿)和老阿姨送行的。同桂荣一再叮嘱米拉和都都，在送走索拉和老阿姨之后，一定要去陕西三原看她。

　　同年12月，在北京无家可归的米拉和都都，终于来到了三原，在城关的一座颇为整齐的院落里，见到了他们的大妈。

　　1970年12月，都都千完了农村一年的活儿后，又来到三原看望大妈，由于当时已有知识青年再分配的传闻，所以同桂荣向都都提到想把他们姐弟两个转到三原来，都都没有表态，只说是要回去和米拉商量一下。其实，都都很留恋内蒙古的北国风光，也已习惯于那里的集体生活，他实在想像不出，将来在这个玻旧而保守的小县城里，远离集体，远离高高的蓝天、辽阔的草原以及那漫天的冰雪，他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滋味。所以，他对大妈的提议表现得并不积极。

　　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春，对于知识青年的大规模的再分配开始了。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个地走掉，米拉再也坐不住了，她在说服了都都之后，一个人来到三原，在大妈和表姐刘力真的帮助下，她办好了两个人调到三原、并给子安排工作的手续，于1971年夏返回内蒙古，稍事整理后，，拿着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于1971年9月正式从内蒙古转到陕西三原，就在米拉和都都转到三原不久，大妈一家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被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转到西安去了，三原的那个小院里，只留下了米拉和都都。当时都都已经在体温计厂上班，而米拉还没有得到安置。大妈临走前，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是能把你们一起带到西安去多好，但是……唉!”

　　就是这样，他们已经非常感激大妈了，要是没有她老人家，他们只能坐在内蒙古农村的土炕上，眼巴巴地看着同来的伙伴们一个个地走掉，直到只剩下他们这两个无处敢要的人。而且，在当时那险恶的环境中，他们还能奢望些什么呢？

　　第三年，也就是1973年春，在大妈的关心下，米拉被招工到位于西安的陕西省重型机械厂，并且干上了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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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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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思痛录》披露的刘景范受牵连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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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缓过气来之后

　　全国濒临饿死的灾祸，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到1962年，缓过一点气来。刚刚缓过气来，马上又搞起了新的对于“异端”的迫害。原来说在反右倾中批判过的人全不算了，到这时，喘过一口气，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

　　首先是八届二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在1962年秋至冬开的。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则更广。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的文笔并不怎样，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这时候，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是，高岗对于陕北的土地革命，关系实在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稿成后给陕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领导者习仲勋看过，他当然也在书中出现过。谁知这本书刚刚发表在刊物上，还未来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是“一大发明”。十万火急，上面传下通知，不许再印，立即彻查。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就是反党！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不会看出来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把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撤了职。什么工作也不给。

　　习仲勋本来是整过我们夫妻的，但是就这件事对他的处理，的确使人感到不公平。我起初还摸不清真相.以为上面一再传达“有反党集团”，有阴谋，必定是除了从小说里发现了这一点人物影子之外，还另有什么重大的发现。也许习仲勋、刘景范他们这一批西北干部，曾秘密议论过什么为高岗抱不平的话，或者说过什么反对中央的话。这也属于人之常情，他们本来和高岗是一起干过多年的。但我觉得即使如此，也不应当雷霆万钧地搞得那么厉害，说成反党。反党得要主张推翻共产党，才说得上。他们这些从小当红军出身的人，如果推翻了共产党，可上哪儿去呢？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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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发表于: 200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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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的母亲李建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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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彤，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36年考入上海新华艺专，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并奔赴延安。她曾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政治和音乐，并在西北艺术工作团、边区政府俱乐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政府办公厅等单位工作过，1946年与刘景范结婚后，担任过刘景范的秘书。

　　1949年10月，与刘景范一起来到北京，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从事党政工作，在此期间，她接受了工人出版社的邀请，开始进行小说《刘志丹》的创作，1959年，监察部被撤销，她被调到地质科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但她请了创作假，留在家中继续进行创作。在创作期间，她曾在北京采访了参加过西北土地革伞斗争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数十人，并两次赴陕进行采访，其中包括省、市、地区、县级干部百余人，她还实地考察了当年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采访了那里的老红，军和一些帮助过红军的群众，使她增强了对于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感性认识。

　　1962年秋，由于阎红彦的诬告，康生的陷害，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她的小说被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她便成了“习、贾、刘反党集团”的主要千将之一。中央专为此事成立了专案委员会，康生任主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办公厅联合处理此事，她和刘景范均被停职检查。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多次被抄家和批斗，1968年1月8日，在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之后，她与其夫刘景范同时被关押，刘景范被关在北京卫戍区，季建彤被关在地质科学院的地下室。

　　1970年春，她被押往位于江西省峡江县的“五七千校”劳动改造，1972年底，由于伤病严重，被放回北京治疗。

　　“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复出，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经过她的多方努力，在胡耀邦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使这个长达17年，株连数万人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使她对生者和死者都有了一个交代。

　　80年代初，她离休在家，再次潜心著书，以完成她多年来没能实现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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