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工作家群体崛起纪实

蹬三轮车踩出的诗行
---深圳打工作家群体崛起纪实
唐成茂
人民日报《大地》2008年3月15日第6期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开发表，《决定》肯定了深、珠、汕、厦四个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示范作用。大批内地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涌入珠三角，"民工潮"构成了被称为"打工族"的特殊群体。"这些由乡入城的打工一族，除承受了教育与现实严重错位的创痛外，还承受着另一重特殊的内伤：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抒写打工生活的真实感受，打工文学，绝非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衍生的。"（罗德远语）这些打工作家，他们写小说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了写生活。
　2007年8月，广东外来青工文学创作中心由广东省作协和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共同出资建立，是全国第一个专门扶助优秀外来工作家的机构。
　目前在粤务工人员约有3000多万。
　十七八年前，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青年，聚居在原深圳市宝安县龙华镇老街上的两间老屋里。在寒冷的冬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围着文学的"火炉"取暖。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们没有丝毫抱怨，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文学的神圣殿堂。
如今，他们跋涉的足迹已扩展到深圳各街道，汇成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打工作家"群体，大量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诗选刊》等刊物，以及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而此时正是文学疲惫、文学式微时期，纯文学刊物萎靡不振、鲜有人问津。在深圳这块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出现这股热浪滚滚、势不可挡的文学洪流，这些文学作品成为了这个变迁的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不容低估。

打工作家受到百万粉丝的"追捧"
　1995年的夏天特别热，一个留着平头的青年踩着三轮车，在街头遇到特大暴雨，他竟然未躲雨。原来，三轮车的轮子有节奏地在"地面擦出火花"使他灵感喷薄，一行行诗已在头脑中形成。他要尽快赶回宿舍，将这些宝贵的灵感记下来。
　这名青年叫戴斌，现在的打工作家"当红小生"。
　提及这段历史，戴斌说，那种一边踩三轮车"一边踩诗"的日子，给了他宝贵财富。
　白天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晚上就在吱吱呀呀的宿舍铁架床上，或在简陋出租屋的地板上，伴着昏暗的灯光写作。这是深圳一大批打工作家乐此不疲的"营生"。他们愉快地写作，不求发表，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丰富业余生活。他们在为自己创造丰盛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树起了一面蔚然壮观的"打工文学"旗帜。戴斌等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已成为百万打工者追捧的"明星"。
　前不久，戴斌等七八名打工作家到沙井街道沙二社区签名售书，居然有几千名打工者前往购书，围着这些作家讨要签名。
　多年来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湖南籍打工诗人李晃说，深圳这地方的文学氛围很浓，作家受到尊重，读者追着你要作品。
　
李晃，请原谅现实
　
一个16岁的男孩，长得清瘦文弱，正在工地上把100多斤的石头搬到翻斗车上去……
　这是20年前的李晃。尽管只有初中毕业，但他竟然抓起钢笔，写下一天来的工作和心情。之后，他当建筑工人，他写诗，写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歌颂劳动与奉献之美。

“……年迈的老妇没看花眼/洁白的墙面是我贫血的脸/流血流汗又流泪/为建成广厦千万间…..”这是李晃早期作品《建筑工人之歌》中的句子。白天在脚手架上为活命拚命，晚上躲在简陋工棚里的地铺上写诗，身体疲累而精神舒畅。他热爱生活，没有埋怨社会。包括之后他在酒店当写诗的行李生等。著名诗人、作家王小妮在《十月》、《南方日报》上发表《写诗的行李生》，称赞他这种热爱诗歌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著名作家、评论家徐敬亚在《不原谅历史》一书里，写下了"李晃，请原谅现实"的名句，对李晃的人生态度给予充分肯定。
　从1988年开始浪迹天涯，至今，李晃已打工20年。他已写作诗文近千件，出版《绝唱》、《深圳放牛》、《饮马江南》等一系列反映打工一线生活的书，这些作品被评论家称赞为生命的“绝唱”。
统治诗坛20年的学院派诗歌，因为诗人远离生活，内容苍白无力，无法发出震撼心灵的洪钟之声。
　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文学，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是文学上典型的"中国制造"。原生态的作家来自生活的底层，近距离地观察生活的现场，从底层意义从精神层面关注打工阶层的生存状态，原汁原味地反映打工者的喜怒哀乐，其情感从打工现场的“井口”喷出，作品极具冲击力、震撼力和感染力，在在读者中能够引起波澜。
　《中国新诗年鉴》主编、著名诗人杨克在深圳了解打工文学状况后称，深圳打工文学作家这独特的作家圈在中国文学领域有着标本的意义，值得社会学家、文学家、美学家好好研究。
打工作家更重要的意义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代言人，他们以形象、鲜活的文字，在书写底层个体生存境遇的同时，也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中的精神历程，为当代文学积累了新鲜丰富的中国经验。所以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打工文学使打工者通过打工文学和打工文艺实现了他们的文化创造的权利，享受到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相对等的文化权利。打工文学还促进了外来劳务工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的认同。

"为命运加班"
"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创刊的宝安石岩镇墙报《加班报》的发刊辞。作者是刚刚从广东梅州到石岩打工的文学青年郭海鸿。这名热爱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艺术的青年，他发表于该墙报上的诗作，部分被当时全国相当有影响的诗刊《诗歌报月刊》选发，而他的这句话也成为了名言，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彷徨中的外来文学青年。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为命运打工”又不甘于命运的安排的外来文学青年，都有着强烈表达的渴望，他们利用手中的笔，记录自己以及众多打工兄弟姐妹的心路历程。这些“贴着地皮”写作的人因此成为了百万打工者的代表和偶像。
最早向社会推出“打工文学”作品的是当时在龙华文化站打工的外来青年张伟明，他的打工小说《我们ＩＮＴ》、《下一站》，以及打工作家林坚的打工小说《别人的城市》、《阳光地带》等，在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学刊物宝安县文化局办的《大鹏湾》和其它杂志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在蛇口打工的梅县打工妹安子推出《青春驿站》等纪实类打工文学作品。接着，戴斌、郭海鸿、周崇贤、罗迪、郭建勋、安子、黄秀萍、光子、刘阿芳等一大群打工作家，书写的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大量面世，使“打工文学”这种有别于其它文学的文学派别“浮出水面”并长盛不衰。
打工文学是伴随中国打工潮应运而生的。1978年12月，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宝安石岩镇墙报《加班报》所在地--深圳宝安上屋电业厂厂区走进了来自内地的第一批打工者。深圳这个"世界工厂"，是中国的"打工城"。从1990年代初开始，那些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集体宿舍创作的打工青年们一开始就以鲜明的特色，孕育了一种新文学现象。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了"打工文学"创作的大本营。

　
《我长这么丑容易吗》
　与其说是小说　不如说是纪实
　
戴斌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作家，他已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我们如水的日子》和长篇小说《我长这么丑容易吗？》、《男人的江湖》、《女人的江湖》等，并在《人民文学》等中国顶级文学刊物发表多部中篇小说。
1994年，戴斌揣着一纸初中文凭来深圳“闯天下”。他当过搬运工，卖过豆腐，办过职介所，干过推销员以及自由撰稿人，可谓经历坎坷。
说起干保险业务，戴斌有无限感慨：“这个行当，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有时真是委屈得不行。”他说，长篇小说《我长这么丑容易吗？》的故事来源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有家企业是戴斌的老客户，该企业车队的车险业务一直交给他做，后来这家企业新领导因故说他土头土脑、看着不顺眼，不想与他做生意了。从该企业出来，戴斌一肚子委屈没处发泄，对着街边的垃圾桶就是一脚，大声呼喊：“我长这么丑，我容易吗？”就是这脱口而出的一句牢骚话，一下子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以《我长这么丑容易吗？》为题，写出了1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西江月》杂志连载后，引起了打工者的共鸣，信件从各地雪片般飞来。于是引起了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兴趣，建议他将小说扩充到20万字后，由他们出版。
戴斌在刊物上连载的中篇小说《爱的谋杀》、《阳光之吻》均是在地铺上写出来的、对一些草根事件的记录。
从打工文学的诸多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群体的心灵历程和一个社会层面的真实历史。
　郭建勋是最早一批打工者之一，他以原生的方式创作出18万字的长篇小说《打工》。他说，打工文学根本不需要虚构，因为打工故事本身就足够生动、丰富，足以感动人心。
　
两代作家从“夹缝”登上“前台”

打工作家王十月最初在深圳宝城31区租房居住。不久，叶耳、卫鸦、徐一行、韩三省、曾五定、曾楚桥、孙夜、杨文冰、于怀岸等作家也先后慕名而来，到这里生活和写作。《长篇小说选刊》编辑徐一行一直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在来稿中看到这些作家的作品后，被吸引到了这里。这帮人对文学艺术的坚守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有媒体称，这个作家群，标志着打工文学跃上了新的高度，逐渐成为了深圳文学界一支重要力量。
这个群体都很年轻，大多是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是第二代打工作家。
当然，不在这一带生活和写作的打工作家也还有不少，包括曾在《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等报刊开辟专栏，受到社会关注，如今个人博客十分火爆的郭海鸿；以原生态方式记录一个打工群体生活和情感经历的长篇小说《打工》已被国内一位著名导演买断了电视剧版权的郭建勋；已出了多部畅销小说的刘飞；推出“女性三部曲”共三本长篇小说、有小说正在被拍成影视剧的打工妹作家李于兰；在诗坛已经较具影响、受到著名诗人徐敬亚、王小妮等称赞的李晃等一批打工作家，他们均是深圳打工作家的中坚力量，只是他们有的因为“隐身写作”，未被附近的人所熟知。
盛可以、张伟明、林坚、郭海鸿、罗迪、谢湘南、黄秀萍、安子等人应该是第一代打工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生活已经稳定，但仍然坚持写作，并且写作势头很猛，一出手就是引起轰动的大部头。
深圳的两代打工作家，从生活的夹缝中艰苦跋涉，最终登上了文学的“前台”，得到社会的承认。
“打工文学发源镇”17年诞生三代作家

深圳的龙华镇应该是打工文学真正的发源地之一，那里已经诞生了三代打工作家。
已经坚持笔耕墨耘17个春秋的张煌新从小酷爱写作，20出头就是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便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倔老头》。这是他写社会底层人物的处女作，作品的发表催生了他的作家梦。
张煌新第一次来深圳是1988年，出差过来买编辑纸，刚从惠阳师范学院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河源县文化馆编辑《山花》文学杂志。他于1990年到龙华文体站工作。他当时住在龙华老街，屋子里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青年。之后，他们在新城区办起8米多长的《打工城》文化宣传橱窗，协助办起了全国第一家镇级报纸《龙华报》。后来，出版了真实记录这群文学寻梦者的生活和心路历程的作品集《南漂之梦》。
17年间，张煌新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姑娘，你猜错了》，散文集《欢乐的歌声》，编著多部文学作品集。长篇纪实小说《梦中流星》描写100个客家妹的100个引人深思的故事：讲述她们事业与爱情，她们的成功和失败。这部向人们展开了一幅原生态的底层打工妹追求幸福生活与爱情的画卷的作品，荣获了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龙华作家群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代打工作家，第一代是安石榴、子虚、邓家勇、杨怒涛等，第二代是戴斌、李于兰等，第三代是谢小玉、黄伟仁、凌春杰等。
成立于1996年的龙华文学创作学会，会员多达260多人，他们当中有2人加入了中国作协，12人加入了省级作协，17人先后出版文学专著32部……

只有写作才能感到生命的愉悦
　
虽然，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乃至从贫寒走向富足，打工生活是一条重要的桥梁。深圳是每天都在创造百万富翁和神话故事的城市，许许多多打工者通过来深圳打工，远了老板梦，吃上乐“皇粮”。其中也包括打工作家。当然，在文学这条路上创造出奇迹来的人并不多。
现阶段，由于精神产品还未能拥有充分的市场，打工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仍未逃过经济上的窘迫和生活的潦倒。相反的是，由于精神产品现阶段还未能拥有市场和未能达到其应有的价格，打工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仍未逃过经济上的窘迫。经济的困难、生活的潦倒是追逐文学之梦的年轻人遇到的共同问题。这就是不少打工作家不断进行生命的迁徙的原因。
　宝安31区作家群里的一批人，基本都是这样命运的迁徙者。但是不管生活的境遇怎样变化，他们热爱文学的心始终没有变。王十月说，他要用文字经营一方净土，用精神丰富对抗物质的清贫。
　堪称打工文学创始人的张伟明，他的小说《下一站》成为了打工文学兴起的标志。他是一个具有很重的文学情怀的人，在文学的“拐点”时期，他执著地提出“坚守”的问题，并毫不含糊地坚守着文学的这“一片天空”。他表示，在什么都以交易的形式出现的商业社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需要特别的毅力，坚守文学的人特别高尚。
打工者的工作本来就已经够劳累的了，为何还能长年坚持艰苦的写作？笔名叫“土豆”的戴斌说：“我从来就不觉得写作是件苦差事，写作是我生活中最大的趣事，我只有写作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和愉悦。”
这样的心理促使打工作家的写作成为使命、近乎疯狂：有时人多没有桌子，他们就掀开被子伏在床上写。实在挤不下，住工地的人就在工棚里写。没有电灯，点上蜡烛就着如豆的烛光写……

实现打工文学高端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这对打工作家提出了新课题--文学创作以及思维方式如何升级提高，实现文学创作的高端化、精细化发展。
　第一代打工作家更多的是不屈服于命运，在机器和流水线旁强烈呼号，比如喊出"为命运加班"。　
今天的第二代或新第三代打工作家，已经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更多的不是为“血汗工厂”、“血腥老板”对工人的欺压、盘剥发出怒吼之声，或用文字为老板歌功颂德，他们可以搬出工厂宿舍租农民房或更好一点的房子居住，以自己的手写自己的心，可以选择活法，自由往来，在心灵深处进行文字和精神的对弈。今天的打工作家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灵魂的嬗变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姿态上来说，不应停留在倒苦水上，而应该将笔触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表现他们的精神，使自己的文字纯净，使自己的思考更深入。打工作家的视野应该更宽阔，写作范围应该更大。从写作技巧来说，也不应该是过去那种平面的铺叙，而是应该更加立体式的、跳跃式的、激光扫描式的“全景写作”，让作品更加多姿多彩、更加撼动心灵。
打工文学不应停留在从社会学角度来关注打工现象，而要从文学、人文学的角度关注社会。采访时发现，很多人已不愿意被称为打工作家，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低级阶段"，而是以作家的身份继续私人写作。这样的苗头正好证实笔者的忧虑，说明打工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品如果不尽快转型提高，打工作家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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