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杂志发表批毛材料

送交者: 粗汉于北京时间 08/05/2010

【阿波罗新闻网2010-08-05讯】
　
编者按：北京著名政论月刊《炎黄春秋》不久前发表长篇报导揭露一九八0年中共召开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幕。许多知名高干对毛泽东作了激烈尖锐的揭露批判，但是都被邓小平一手遮天，并以“放弃毛泽东思想要犯大错误”为由，不让公开。该刊七月号有张素华根据档案对个别问题作出回应，李锐等人还有文章将要发表。这是中共体制内批毛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动向。本刊特摘要转载，材料极为珍贵，敬希关注。

对毛有严厉批评的中共老干部，
夏衍(1900-1995)，电影艺术家、文化部副部长；
李维汉(1896-1984)统战部长；
张爱萍(1910-2003)，副总理、国防部长、上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一九八0三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二十多位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一九八0年十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四十多位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公布。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一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报告，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中央机关又分中直机关有二百五十六人，国家机关有四百四十六人，军队有三百七十三人，共分成三十五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十六个组。（据事后报导，实际参加的人数还有中央党校的一千五百四十八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三十人：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萧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下来听意见。

李维汉列举毛十大偏见错误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张香山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１、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２、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３、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４、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５、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６、对知识份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７、搞农民平均主义，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８、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９、一九六四年提出四个现代化，一九六六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毛发动文革整人始整人终

李颉伯说，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黄敬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在一次插话中提到，一九五八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帐，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薄一波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

李颉伯说，一九五九年上海会议，毛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胡克实谈毛搞阳谋出尔反尔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份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一九五三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一九七二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质疑毛打江山有功无过

夏衍发言中对毛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毛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立即改变态度，于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

但后来毛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王光美晚年为了子女的前途和毛家一笑泯恩仇，在北京引起议论。

王光美谈毛如何整刘少奇

王光美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 “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 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还以为毛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毛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就曾约刘少奇打倒周恩来，被刘拒绝。

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毛才六十五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李锐回忆田家英说毛不择手段

李锐在会上着重回忆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中谈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家英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

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七月十一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一九五八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五七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张爱萍说毛言必称秦始皇

农机部的宋敏之说，毛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的秘书陈友群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一九五○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xx万岁！”一九五六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 “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

副委员长许德珩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

迫害忠良中国历史最大暴君

铁道部的慕纯农说，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摘自《炎黄春秋》杂志，二○一○年第四期原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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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发表于: 2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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