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子刊物《记忆》:
胡杰访谈 OoA|8!CFa 作者:《记忆》编辑部
_Em. (发表于《记忆》2010年8月31日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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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胡杰,国际知名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于山东济南。15岁开始习画。1977年参军,1986年毕业于上海空军政治学院。1989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1995年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从1999年辞去公职,至今,一直从事“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的纪录片创作。其主要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其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2001年6月,北京大学举办胡杰纪录片展映。2002年3月,《严震的婚事》获“中华青年影像大展”最佳编辑奖。2003年3月,在北京参选“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同年8月,在法国巴黎参选中国纪录片展映。2004年2月,在德国波恩参选“东西方艺术与个人身份”展映。2004年6月在广东美术馆展映。影片《我虽死去》2008年获第一届华语纪录片影展(长片组)冠军,在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评委会奖,并参加2008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展”。2009年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其作品DVD(《平原上的山歌》、《在海边》)已由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
g7OqX \ 记忆:你在接受吴菲的访谈时说,“在中国缺少用影像来展示思想的人。我觉得我要做这样一个工作,我非常喜欢思想的表达。”我们很想知道你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Jo@|"cE= 胡:这种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的语境下,那些先驱者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坚守的。第二,我们怎样面对他(她)们的思想和牺牲。林昭是一位女大学生,王佩英是一位女职工,她们因为面对“皇帝加马克思的新衣”独立思考,并把思考表达出来,就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
H;YP8MoQ 记忆:是啊,你的思考也是历史的追问。在所有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中,能够像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恐怕不多。你能否结合你有关林昭、卞仲耘、王佩英的这三部影片介绍一下你对历史、对主义、对人生道路的具体理解和评价?
R}q>O5O 胡:这三部影片的共同之处是主人公都是女性并都惨死在文革。就是从信仰某某主义,到被某某主义所杀死。但她们的生命形态各不相同,《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的母亲王佩英》这两部影片,我着重把她们的生命轨迹放在她们既宏大又细微的生活的背景里,通过历史的变化呈现她们独立思考的内容与价值,她们性格的坚毅与倔强。同时,我更希望通过记录她们的惨烈牺牲来唤醒人们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好在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离我们不远,见证者依然活着,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采访。
HbXPok 这三部影片也仅仅是一段历史的碎片,仅仅是在这个大历史中的个别人命运。这类纪录片只是努力在寻找残存的、但无法复原的记忆。就我个人而言,就是对那些牺牲者的发现和感知。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我对她们的理解是通过不断的采访逐渐形成的:强大的专政机器可以篡改历史、改造灵魂,可以消灭无数个林昭、王佩英这样弱小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强大的专政机器无法撼动她们的精神?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们?使她们无法变得低声下气、低三下四。她们的故事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民族拥有林昭这样的女性,有王佩英这样的母亲站立在那里,即使是站在一片贫瘠的荒原,也会使正义和良知薪火相传。
WJ4li@T7V 《我虽死去》和上面两个影片不同。它讲述的是文革初一位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她的丈夫王晶尧是怎样用照相机记录下这段生活的故事。但我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就是站在受害者的位置向历史和现实追问。“我虽死去”,我的学校还好吗?我的学生怎么啦?她们怎么突然变成了打人凶手?现在的学生知道你们的母校曾经打死、斗死、逼死九名教师吗?“我虽死去”,打死我的学生们有人出来说出真相的吗?人们是不是知道北京“红八月”的大屠杀?“我虽死去”,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在苦难中醒悟?并走出梦魇。“我虽死去”……?它是不断地多层次地追问。
Hm%;=`:' 记忆:你这么一说,我才理解你为什么给这个片子起这个名字,原来,“我虽死去”这四个字包含着无数发人深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又藏在你的不动声色的拍摄之中。影片的后半部,情感浓烈且富含思想——王晶尧先生追忆他年轻时信仰“激进民主主义”,组织读书会,与同伴们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背景音乐是黄河大合唱中的《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部片子的最后,王先生对着镜头说,他如果死了,一定要在骨灰盒上写上八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影片在这时被推向了高潮——思想和情感的高潮。我相信,能够如此处理影片的人,一定对王先生所信仰的“激进民主主义”,对“生于梦想,死于梦想” 的遗言有着深刻的理解。你能否把你的理解告诉你的观众?
[%77bv85.G 胡:这其实也是“我虽死去”的一个追问:也就是100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王晶尧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在采访中,王先生对于“免于恐惧的自由”记忆犹新。那是他1944年办的反法西斯战争展览的主题,目的是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试想,那可是在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的战略后方成都啊。国民政府怎么能允许?就这个问题,我还采访过1944年在重庆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时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谢韬老人和他的老伴卢玉。谢韬老人说:我们当时是有很大民主空间的,可以学习各种主义,还痛骂蒋介石。我们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选择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怎样实现民主社会我们并不清楚。卢玉老人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口号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幸福的国家,可是弄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Tl2C^j 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折磨之后,晚年才安定下来。我想,王老要写在骨灰盒上的那八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是对他痛定思痛后又回到的人生价值的原点。那就是:民主的梦想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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