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記者: 呂賢修
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這是一些勤勞工作的人﹐修鞋的黃銀城﹑賣羊肉串的施先生﹑擺攤兜售小擺飾的戴芳﹑畫家喬健﹑賣服裝鞋帽的蔡常春﹑電話卡商販陳小姐﹐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是紐約街頭的一線風景...... ....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國的陳小姐，過去在衣廠工作，目前在紐約東百老匯以兜售電話卡維生，家裡還有兩名幼子。
自2003年下半年起，紐約市警方以無照兜售為法源，連續逮捕此地電話卡小販，並沒收其貨品。許多人在一個禮拜內，就連續被逮捕三次。說起這段躲避警察的日子，陳小姐激動中掩不住的，盡是落寞：
“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守規矩，只是政府已經沒有執照給我們了。希望警察應該轉移他們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強盜，那些真正違法的人......
你看許多沒有工作的人，最後被逼上絕路，不是去偷去搶就是去賭。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不會、也不能走上這條路......
我們不想拿政府的錢，不想政府給我們工作，只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養活我們自己。”
東百老匯電話卡小販的遭遇，也許是許多紐約街頭小販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紐約到底有多少小販？沒人拿的準。但根據民間組織的估計，目前的數量約是一萬名。而 受限於執照的法定數量，4010張執照及許可，早在1993年便已全數用盡。這也導致紐約的小販目前有六成是非法設攤，終日需以躲避警察為生。
祖籍上海的施先生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我這裡有 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面，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 過來。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蔡常春在蘇活區擺攤的他，專作觀光客生意。夏天賣太陽眼鏡、遮陽帽、T恤和一些紀念品。冬天則賣毛線帽、手套、圍巾和披風。他說：“在華埠有小販執照的人 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十多年前就申請了。有人用、有人沒用，但都先申請了，最起碼沒工作時還可以有點收入。否則現在在堅尼街上，一個小店鋪動不動就要 五千塊以上的租金，賣這些小東西，根本就賺不了錢。”
對於小販的存廢，眾說紛紜。有人由此看出一個偉大城市的多元性，認為應該將其發揚光大；有人認為是家鄉傳統的一部份，割捨不去。也有人視之為妨礙進步的毒瘤，欲除之而後快。
而小販的生存權，也一如許多新移民的議題，總需在法理情之間不斷尋覓平衡點。但最令人好奇的還是，平衡點究竟在哪裡?
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這是一些勤勞工作的人﹐修鞋的黃銀城﹑賣羊肉串的施先生﹑擺攤兜售小擺飾的戴芳﹑畫家喬健﹑賣服裝鞋帽的蔡常春﹑電話卡商販陳小姐﹐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是紐約街頭的一線風景......
“冰糖葫蘆…大個兒的山楂，精粹的冰糖，咬一口甜掉牙嘍！”
清朗的叫賣聲，是屬於你我的共同記憶。印象中，這些街頭小販的表情，總是愉悅而知足的。曾幾何時，物換星移。在這片異鄉的土地上，熟悉的身影依舊穿梭於大街小巷間，但小販的表情，卻已模糊地叫人記不清。
也許是離鄉背井的羞怯，也許是寄人籬下的壓力，小販們漸漸低下了頭，彎下了腰，躲進了角落。向前看！總是最好的理由。一如許多被刻意遺忘的過去，還有那不想承續的包袱。
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曼哈頓橋下的修鞋師傅黃銀城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黃銀城：見到鞋子就認識主人
行經華埠曼哈頓大橋橋墩下，一幅對比鮮明的畫面，也許會抓住路人的視線。一位衣著光鮮的女孩，低頭凝視一旁的師傅，修補她心愛的高跟鞋。頭頂上呼嘯穿梭的 地鐵，吶喊著紐約的繁忙。而半蹲半坐在角落的修鞋匠，正默默地展現他自豪的技藝。一動一靜之間，古老的傳統，在摩登的城市，終能覓得一地落腳。
黃銀城，35歲，溫州人，10年前移民來紐約。過去曾在衣廠工作5年，但隨著製衣業的的蕭條，工廠也關門了。由於過去在大陸就是做皮鞋的師傅，他在5年前，開始擺攤修皮鞋。
在震耳欲聾的地鐵聲中，他拉開嗓門解釋“以前也在葛蘭街和勿街擺過，三年前發現這橋下可以遮雨，人也不少，就決定待在這了。現在穩定了，大家每天經過，也都知道我在這裡，要修鞋就會來找我。”而談到擾人的地鐵噪音，他則淡淡地說，習慣了。
指著一旁半電動、半手搖的工具，他說明﹕“這是打磨鞋邊的，那個是拋光的，這個是縫鞋面的…這機器是從浙江海運來的，這種機器，在中國大概已經有4、50年的歷史了，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在用。因為機器簡單，麻煩也少些。”
“曾經有個美國人指著我的這套機器說，這樣的設備在美國幾百年前就有了，中國人用這樣的工具，怎麼可以做出好東西？我跟他說，我們中國人，不是靠設備，靠的是腳踏實地的經驗。”他自傲地說。
談到修鞋，黃銀城似乎有一肚子的學問，“一般鞋子常壞的地方是鞋後跟的外緣，用釘子和膠水補上一塊橡膠，就可以繼續穿了，修一次至少可以再穿四個月，這樣只要6塊錢。如果又磨壞了，還可以再換。”
“修鞋底的話，平均修好一雙要20分鐘。我這有拖鞋，客人可以坐在這等，順便陪我聊天。”他解釋，修鞋的過程中，他也與許多客人成了朋友。
“這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了，但誰又知道明天是不是還可以擺？”在蘇活區擺攤的蔡常春擔心地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消費主義至上的美國，似乎很難想像仍然有人想穿修過的鞋。對此，他解釋﹐“有人家裡有很多鞋，但穿來穿去，總還是穿那雙舊的，他們說﹐穿新的鞋像在受 罪。也有些客人，一雙鞋穿了十幾年，所有能壞的地方都壞過了，也都修過了。我跟他說，你這雙鞋，修修補捕的錢，都可以買一雙新的了。我叫他丟掉，他不肯， 他說他對這雙鞋有感情。”
“很多鞋子我都已經認識了，看到鞋子，就知道主人是誰了…哈！”他大笑。
“常常有女孩子，愛漂亮買了細跟的高跟鞋，結果沒辦法走路，拿來讓我幫他換個粗一點的鞋跟底，或是改短一點。”他指指一旁的工具箱，裡面有各類的高跟鞋底。
遇到這種愛漂亮的客人，黃銀城會建議她們﹐“常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腰酸背痛，我會建議她把鞋跟改矮一點，或是買鞋跟粗一點的鞋，不但比較耐穿，而且也健康。”
談到修鞋的成就感，他說“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一雙鞋，我認為該修就修，不該修，我就不修！建議客人去買雙新的。”
“也有些人跟我說，你還這麼年輕，為什麼不跟大家一樣去做餐館？我覺得做這個就是自由。薪水呢，跟在餐館打工也差不多，又不用看老闆的臉色。在這裡，我就是老闆！”他解釋。
談到未來，他想了想，“將來…想開一家修鞋店。我覺得修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因為大家都有能力買名牌了，但又捨不得丟。”
與黃銀城握手道再會﹐粗糙的手掌，沾滿鞋油和膠水，就像他說的，那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
施先生：顧客多是鄰居
有人說小販是中國的傳統之一。方便、便宜、人情味，似乎是許多華人購物時的第一考慮。想想看，每天一早出門，是誰第一個跟你問早？那邊買東西好殺價？而夜歸時，是否也曾期待能在巷口的小攤，買點宵夜，慰勞自己的辛勞？
施先生，祖籍上海，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對於這項轉變，他說“沒辦法，老了，人家不要了…”
說起烤肉，除了一些秘密，像是醃肉的配方、收入等等，施先生都很樂意分享他的心得﹐“烤肉就是要在路邊，現烤現吃才好吃！我每天一早就起來處理肉串，賣吃 的，講求的就是新鮮。在新疆，我們吃烤羊肉，是用新鮮的羊肉，現切、現串、現烤，完全不醃的，但是在這裡，為了配合大家的口味，必須先處理。”
“烤肉這種東西，白天吃的人不多，做的只是過路人的生意。但是晚上，人就多了，尤其是7點到11點，有人是想吃點心，多數都是我這附近的鄰居。他們常說，吃上癮了，而且離家近。”
“我這裡有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面，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過來。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在法拉盛有許多中東人，他們不吃豬肉，我也不賣豬肉，所以他們常常來，我也因此交了許多中東人朋友。”
“警察當然會管啦！他們開單的理由可多了，比如說馬路不乾淨，或有人檢舉冒煙啦！吃了罰單就要出庭，然後就罰錢啦！警察和法官各做各的工作，警察是不會聽 你的解釋的，說開單就開單。有時候他們會說，你不囉唆，我就只開一張，再多說，就開三張。但是上了法庭，法庭上有各族裔的口頭翻譯，法官會給你機會解釋 的。有時候看你不是累犯，是不小心的，會判得少一點。我覺得，跟警察比起來，法官還是比較明理的。”
“攤子的許可證是我向一個外國人租的，但是我自己有食物小販執照。我也想過要自己申請一個許可證，但已經沒有名額了。”
“將來呢，我也想開店做生意。至於做什麼生意，現在還在考慮，但本錢還是要先存的。”
戴芳：吃張罰單﹐一天就白干了
每逢假日，在華埠的堅尼路上，熙熙攘攘的，幾乎都是好奇的觀光客。這些人中，有些只是想來吃中國菜；有些是來買廉價的香水、手錶；當然，也有些人只是為了 便宜的仿冒商品而來。但夾雜在人潮之中，某些不甚起眼的角落裡，中國人天賦的巧手，結合古老的傳承，也創造出許多令外人驚奇的街頭文化。以下兩者，既可為 例。
戴芳，45歲，湖北人，半年前與丈夫及小孩移民美國。目前在曼哈頓中、下城街頭，販賣棕櫚葉編的小動物造型擺飾。
談到當小販的甘苦，她說：
我以前在中國是賣衣服的，才剛來美國幾個月，沒有賣多久。以前都是我妹妹在賣，她賣的比較好，因為她比較會說英文。因為客人會問很多，要講很多，外國人都很好奇的，我又什麼都不會說，要就要，不要就沒辦法啦。
也曾去過其它的地方啊，像是百老匯、砲台公園、還有49街、因為那邊觀光客多些。
這些小動物是用棕櫚葉編的，有蛇、雞、烏龜、馬、龍…小的、簡單的，3元或5元一個，大的、複雜的，一隻15元、20元。這種大的，做一隻要4、5個小時，都是用手做的。今年是雞年，所以雞賣的很好。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我妹妹教我的，她也是跟別人學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有時候站一天才賣十幾塊，有時後一天都不開張還要吃罰單。收到罰單，我也看不懂，都是拿回家給我的小孩看。開單的理由，他有時候是說你的東西沒有標價錢嘍，或是與店家距離不夠嘍。
警察一來就要看執照，可是我們這種賣手工藝的，是不用執照的，但要有有稅號。警察是不會每天開單啦，人家一天才賺多少錢？你如果每天開，人家怎麼生活啊？
每次看到警察來，就嚇得要死，因為一天賺不到幾塊錢，吃張罰單，就完了。他跟我說什麼，我也聽不懂。
該來紐約的時候，有一次我在這邊幫我妹妹顧攤子，因為她臨時要去拿貨。當時我身上什麼都沒有，沒有執照、沒有稅號、也沒有家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有一個便 衣警察走過來，我以為他是遊客，他拿出證件，我也看不懂，後來他拿出罰單，哇！我一看是罰單，才知道他是警察。他問我什麼，我只會說不知道，說實話，我真 的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才剛來沒幾天。
那個警察後來找了一個路人做翻譯，那個人告訴我，如果妳什麼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坐牢了。嚇死我了！後來還好警察也沒耐心，就說說算了。
我知道﹐如果一個地方已經有擺了，那我就不能去擺。還有，就是別人商店的門口，是一定不能擺的，因為絕對會吃罰單。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警察不讓我在這裡 擺，那我就不擺嘍，再換個地方就是了，總比吃罰單好吧！因為我很配合、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警察對我的態度也都還算不錯。
這些東西好難賣的，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手套啊、或是其它的東西的，因為每個人都要戴手套的嘛，也一定要吃東西的嘛，但是這種東西，人家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沒有執照，什麼都不能賣。而且我聽說現在根本申請不到執照。
做這個，我也只是想存些錢，將來可以和妹妹作些小生意。
喬健：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一塊燙衣板、一盒顏料、幾支簡單的工具，細的、寬的、扁的、圓的，加上幾張畫紙，生意就可以開張了。這是目前華埠隨處可見的一種街頭創作，用中國傳統的繪畫及書法，為人寫名字。販賣的，不只是創意，還有西方人潛意識裡對東方文化的濡慕。
喬健，北方人，來美國已十多年，之前在中國也是學藝術的，喜歡畫些水彩畫及素描。據他表示，剛來美國時什麼工都做過，像裝修、送貨、餐館等，但摸清了底之後，最後還是決定幹這個老本行，轉眼也做了五、六年了。
我覺得做這個自由，一般沒事我就來，我來得晚，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來。
畫這種東西，很難說誰畫的好，誰畫的不好，只能看客人喜歡那個人的風格，自個兒決定。我的畫法…我是從時代廣場來的，跟唐人街這邊的不一樣，每個地方也都 有每個地方的派系。唐人街這邊，畫風比較細膩，有點國畫式的，也比較花時間。但我們在時代廣場的，就比較抽象一些，重視的是形體。
像我最愛畫的這些龍，每隻都不一樣。有些外國人會跑來問我，你會不會畫龍？他是專門蒐集龍的，那時候我就會翻出來讓他選。可是有時候有些黑人拿我們的龍開玩笑，出個四塊、五塊想要買，我才不賣！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許多客人有時只是好玩，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寫成中國字是什麼樣子？有時候只是來紐約，買個紀念品，尤其是外州的遊客，因為他們那邊沒這種東西。也有人會很好奇地問這幾個中國字是什麼意思？所以寫的時候要選擇比較雅的字。
記得在911發生後，生意特好！越是危險，越是有人不怕死，觀光客特別多。每個人都想帶些紀念品回去，不像現在，逛街的人多，花錢的人少。
主要還是做旅遊季節，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幾十張都有。有時候一天也畫不了一張，只有去一些博物館附近碰碰運氣，就當成沒事出來練習練習書法吧…哈哈！
我覺得畫這個，多多少少還是有文化上的意義，像是畫些龍啊、熊貓什麼的，有時也順便向老外介紹介紹。還有，到今天還是有人問我，中國在哪裡？我就畫個圖，跟他們說一下。
警察會管！怎麼不管！紐約警察是神經病！發神經的時候就給你開張罰單。有時候他心情好也開，不好的時候也開，理由是亂七八糟，什麼理由都有。比如說馬路要多少尺、什麼這邊人太多了、什麼幾點以前不能擺等等。
他有時候來了一批實習的警察，或新的警察，來練習開罰單。就沿著這條街，一路開下去，拿你取樂。練習到都會開了，就走了，再也不管了。在這是這樣，在時代廣場也一樣。最多的時候，一天收到六、七張罰單，氣死人！
我覺得有些警察有點歧視，像是老黑、或是一些老外在街邊賣東西的，他就不管，專門找中國人麻煩。大概是華人的英文都不行，想解釋都解釋不清。我的英文還可以，但跟警察解釋，他也不聽，叫我跟法官解釋去。
去過好幾次法庭了，許多罰單都打下來了，因為法官一看就知道警察是在胡鬧。去法院就是花時間，有時候人多的話，就是一天不見了。法官一般來說，人都還不錯，他們也知道中國人英文都不行，如果差不多，就算了。
這也不是違法的事，這種街頭藝術是不需要執照的，我們也都有報稅證件。警察真的有本事，就去對付那些犯罪的，不要來搞我們！
搶地盤的事，在這邊的確有。有時候是有來了個老外，我在這擺的好好的，他來了就拿個包往你這一放，說這是他的地方。很多中國人會害怕，摸摸鼻子就走了，他們就是欺負中國人，而很多剛來的人，就是怕麻煩。
我是來的久了，看的多了，我才不怕他們呢！這哪裡寫了字說是你的地方？這是Chinatown！Ｏk﹖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我的家人都還在國內，小孩已經23歲了，也是個畫畫的。如果接不過來…我想等存夠了錢，就回中國去了，那畢竟還是自己的國家。
蔡常春：誰知道明天怎麼樣呢？
華人的小販文化，可區分為兩大部分，一則專供內需，如蔬菜水果、熟食小吃、衣服鞋襪、修理鐘錶或皮鞋等。至於想作觀光客生意的，在華埠的市場日漸飽和，幾乎已是一位難求的情況下，許多人必須向陌生的的環境挑戰。而鄰近的華爾街以及蘇活區，也往往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
蔡常春，浙江人，20多年前移民來美國，做過餐館工，後來轉行做廚具，經常要搬重物。但三年前，不慎在工作中扭傷了腰，老闆賠償幾千塊後，就把他解雇了。
目前在蘇活區擺攤的他，專作觀光客生意。夏天賣太陽眼鏡、遮陽帽、T恤和一些紀念品。冬天則賣毛線帽、手套、圍巾和披風。談起做小販的生活，他說：
還好我在來美國不久後，就學大家申請了一張小販的執照，現在才能保住生活！在華埠有小販執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十多年前就申請了。有人用、有人 沒用，但都先申請了，最起碼沒工作時還可以有點收入。否則現在在堅尼街上，一個小店鋪動不動就要五千塊以上的租金，賣這些小東西，根本就賺不了錢。
“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在法拉盛緬街賣烤肉串的施先生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一年到頭，就靠像聖誕節這種假日賺錢，平常時沒什麼生意。遇到下雨、下雪我就不出門了，因為腰受不了，也算是看天氣吃飯吧！
因為東西多半是賣給美國人的，所以平常站在街頭，就會特別觀察他們的穿著，戴什麼樣的帽子，現在流行什麼等等，作為進貨時的參考。
像今年流行粉紅色的，還有像這種毛絨的圍巾，也是今年開始流行的，賣得特別好。但是這種流行度高的，明年可能就沒人買了，所以我現在已經開始殺價賣出。像 這個圍巾，原本是12元，我現在10元就賣了。因為你如果10元不賣，他逛到下一個攤子，10塊錢就給別人賺走了，所以我就先下手為強。做生意就是這樣 子，我故意賣得比附近其他小販便宜一塊錢，薄利多銷了。
每次進貨，賣得好的，就多進一點。沒賣過的，每種只進一件，加上不同顏色，那就很多了。雖然我發現黑色賣得最好，我猜因為好搭配吧！但其他顏色都還是要有，最起碼攤子看起來熱鬧些。
以前也曾經趕流行，學人家賣水晶。誰曉得一下子就不流行了，現在倉庫裡還堆了一堆存貨。
我覺得做這個自由，一般沒事我就來，我來得晚，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來。”街頭畫家喬健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最難忘的是，2003年夏天，紐約大停電那天，附近所有的上班族都得走路回家，可是那些女孩子都穿高跟鞋，我正好有賣一些拖鞋，一下子就被搶光了，連補貨都來不及。
我也想過去堅尼街上擺，但是觀察的結果，發現那邊能擺的位置，都已經有人擺了，而且往往也都在那擺好幾年了。蘇活這邊，現在也幾乎飽和了，你看到街上還有 空位，那些都是不能擺的。比如說公車站牌附近、地鐵出口、路口、地鐵通風口，還有距離店家大門不足的地方，都不能擺。
我現在擺的這個位置，在兩個店家的大門中間的對面，而且斜角距離兩個門都有20尺。不是每個地方都符合這些條件的，符合的地方，往往都已經有人擺了。所以如果要換地方擺，一定要自己先量一次，搞不好吃罰單就麻煩了。
我們在這邊，多多少少還是會妨礙到店家上下貨。而且他們認為這裡高級的消費區，街上不應該有小販。所以雖然這是一個合法的位置，但店家或房東經常會打電話向警察抱怨，警察就會來量。
做這門生意，賺多賺少無所謂，最怕的就是面對警察，因為我們不懂英文。之前我在前面那一帶擺攤，警察就經常來開罰單或驅離。搬到這一個禮拜後，警察又來 了，說這邊不能擺，叫我往旁邊移，我就移了。結果隔天，就有另一個警察來開罰單了，因為他叫我搬的地方，根本就不能擺。
我可以跟你保證，看似寬敞的百老匯，扣掉一堆限制，其實能擺的地方也不多了，都被搶光了。而且現在已經不再發新執照了，因為能擺的地方都已經飽和了。發新的執照，也沒地方擺，除非開放更多的地方。
我每年報兩次稅，像一月到六月，沒什麼生意，就少報一點。下半年生意好些，就多報一點，隨便我自己報，大概就報個幾百塊錢。
訪談中，蔡常春低頭檢起了風吹過來的塑膠袋。他說，維持街道的整潔，客人買東西也舒服點，店家也少點抱怨的藉口。
我的小孩都在工作了，也勸我不要出來了。但是在家裡悶啊，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房子也還要供貸款，也不能老賴著孩子。所以和他們協調的結果是，天氣不好，就不出來了。我今年59歲，在做個幾年，賣到65歲，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了。
天色暗了，在刺骨的寒風中，蔡常春點起瓦斯燈。好在有這盞燈，帶來些許的溫暖。他說，平常天黑後，這邊街上就沒人了。但是這幾天人多，又沒下雪，就多待一會兒看看吧！
雖然說再一個鐘頭就要回家了，但他還是細心地把攤子上的東西一件件擺好，看了又看，又再調整調整，就像是對待一間自己的店鋪一樣。
臨別時，他說出自己的擔心“這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了，但誰又知道明天是不是還可以擺？”
電話卡小販：我們只要一個機會
綜觀紐約小販的生存現況，似乎就是近代移民歷史及結構的縮影。早期的移民，在各種限額尚未飽和之時，皆已先一步佔得較有利的位置。而後到者，在政策未進一步開放前，多半也只能險中求存。公平與否？但憑人心。
走過華埠的東百老匯，不難發現，此地已儼然成為電話卡銷售的集散地。夾雜在各類商店及貨物之間，不足一尺見方的電話卡小攤，隨處可見。但與其它攤子不同的 是，攤子的主人，經常躲在別人的店門後，四處張望。而更甚者，小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攤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
自去年下半年起，紐約市警方以無照兜售為法源，連續逮捕此地電話卡小販，並依法沒收貨品。據許多小販表示，這等於把他們逼上絕路。
陳小姐，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國。丈夫在外州餐館打工，自己以前在衣廠工作，但目前以兜售電話卡維生，家裡還有兩名幼子。
說起這終日與警察打交道的日子，激動中掩不住的，盡是落寞：
整天要擔心警察是我最生氣的事，像罪犯一樣。也不是說警察態度不好，只是覺得沒道理，我們又沒做什麼違法的事。
這些警察都是穿著便衣來，我們根本躲不掉。現在我們不是看到警察就害怕，而是看到老外就害怕，整天提心吊膽的。
一般的時候，我們看到警察來，就自動跟他們走嘍，沒辦法啦！因為我們英文也不會說，警察說什麼也聽不懂。
在警察局裡，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強盜，他們都很囂張，我們就和他們關在一起，很害怕。
依照順序，先做筆錄、再打指模、然後照相。警察說我們是犯規，不是犯法，不會有案底，然後就叫我們按規定出庭。
每次出庭，就是罰95塊。我們一天才做多少？賣電話卡，現在利潤很薄的，一張才賺2、3毛。如果警察沒收我的電話卡，那就更慘了！每次都要損失好幾百塊。
除了罰款外，還要做一天義務勞動。公園管理處的人會帶我們去掃公園，早上七點就要去報到，他們有車帶我們去每個公園掃，一直掃到下午三點，很累。
反正我覺得我們賣電話卡的最冤枉。那些賣假包的，賺得比我們多，也是去掃。連小偷也是罰掃一天，居然跟我們同樣的待遇，我們就跟小偷沒兩樣。
我們當然想申請一張執照，不用再躲躲藏藏。也去找過律師，但是律師說，現在要申請小販的執照，只有你是退伍軍人才可能。我們也有找社團幫忙，像是林則徐基金會啦，他們也是很熱心地幫忙，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是違規，所他們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們也不是佔人行道很多，甚至比賣水果的還少，而且我們賣的只是電話卡，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假名牌，也不丟垃圾。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守規矩，只是他們沒有牌給我們了。希望警察應該轉移他們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強盜，那些真正違法的人。
我們每天就是這麼過的，如果我們真的妨礙到什麼，比如說阻礙交通，你可以開罰單，我們願意接受，但只要一個機會。你看許多沒有工作的人，最後被逼上絕路，不是去偷去搶就是去賭。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不會、也不能走上這條路。
我們不想拿政府的錢，不想政府給我們工作，只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養活我們自己。
消費者：親切、方便
居住在華埠的江小姐，拿著剛買來的烤肉串說，“我覺得多一些賣吃的小販，很好呀！可以讓這個地方興旺起來。還有，這也是一種中國文化。”
她接著說“因為我們沒錢買貴的東西吃嘛，所以有人做一些不同風味的東西，這也很好。我覺得警察不要抓，他們靠這個生活，應該支持他們，應該給他們一個專門可以賣的地方，因為這裡擺一點，那裡擺一點，好像我們中國人很沒有公德心。”
“像華埠的中央街，每天早上都有小販在賣菜，賣吃的、穿的、用的，我覺得很好，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鄉一樣。如果我上早班的話，七點多就可以順便買菜，很方 便，因為很多商店還沒有開門。小販的價錢不一定會比較便宜，但就是新鮮。”江小姐解釋自己喜歡小販的原因。
在東百老匯路旁買電話卡的王先生則說，“都是老關係了，熟了嘛！跟他們買也有3、4年了。他們親切呀！就一直跟他們拿嘍！說實話，街上有那麼多電話卡，那麼多賣電話卡的人，叫我隨隨便便去買，我也不敢買，誰知道會買到好的，還是不好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或是其它的東西的，但是沒有執照，什麼都不能賣。”賣草編小動物的戴芳認為。(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王先生的經驗是，小販比較親切，“熟了就是朋友，打個電話來要電話卡的號碼，下次經過，再來付錢，也方便嘛！我今天來不是買電話卡，是來付他們錢的，我們 都是講信用的。我讓她報號碼給我，也是相信她呀！不會給我偷分鐘。她也相信我，一定會來付錢，對不對？這就是一種人情嘛！他們也是多半在作老客戶，比較好 溝通嘍！”
至於警察的取締，他認為“以前我都跟她老公買，現在換她做啦，還是繼續跟她買。她老公也是常常被抓，怕了，就改行啦！但多數的溫州人就是不怕死，反正你今天抓，我明天還是再出來。而且說實話，他們也只是打一份工，政府應該給他們一條生路的，總比去做壞事好吧！”
店家：良性與惡性競爭
在堅尼路一家商場內賣皮包的王小姐說，“小販在外面，當然對我們的生意會有影響，他們跟我們賣類似的東西，又不用交店租和稅金，價錢也比較低。和他們拼價 錢的結果，就是我們這些店家沒有利潤。”“我不覺得是他們幫我們吸引客人來，沒有人來華埠，是為了逛小攤來的。小販是一種寄生蟲，賺店家的週邊利潤，如果 沒有店家，小販不可能自己生存！”
同樣是在華埠的一家商場內做生意，賣古玩的張先生則說，“我覺得如果是有執照的小販，應該要給他們地方擺。”
對於競爭，他認為“客人自己也知道，在不一樣的地方買東西、品質是不一樣的。而且店裡面、或商場裡面、有空調，也比較舒服，客源是不一樣的，可以刷卡，也比較有保障。價格不一樣，服務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衝突也不大，因為賣的是不同的東西。”
“就像我曾在孔子大廈旁買菜，實在是便宜地無法想像。但是回家後才發現，許多菜放沒兩天就爛了。我想很多在那裡買菜的人，自己心裡也知道，這只是運氣問題。”張先生提出自己的經驗。
在法拉盛緬街開服飾店的莊小姐，對於店家與小販的關係，有另一種看法。“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小販也是其中一種。你看像South Street或Seaport，就是很多小販，有行人街，也形成一種特色，吸引很多人。如果法拉盛也能有一個行人街，讓小販擺上街頭。店裡面有店裡面的生 意，外頭也有一些便宜的東西，大家都很熱鬧，這也很好，也是一種消費文化。”
她認為，只要是有執照，就表示小販們有在付稅，對經濟有貢獻。而許多賣衣服的人，本身也是做批發的。批發的對象，也不只是一般店家，還包括小販，這也是一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批發商：共存共榮
想知道街頭小販最常販售哪些商品？走一趟中城的批發區，就可以一目了然。從皮包、皮帶、小首飾、香水、花、盆栽、帽子、T恤到小型電器，這裡應有盡有。當然，也包括了夏天裡小販最常賣的，許多紐約市的紀念品。
電話卡小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攤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下雨天走訪這個區域，會發現到處都是搬貨的人。由於下雨天生意不好，所以多數的店家及小販都選擇此時來進貨。
中城百老匯及27、28、29街一帶，原本就是紐約，甚至鄰近外州小商品批發的中心。而據當地商家表示，近十年來，隨著中國製造業及出口的興旺，越來越多的中國店家進駐該商圈，其中又以福州、溫州商人居多數。到現在，應該已經有超過50家的規模。
七個月前才剛由零售轉行做批發的David Liu說，店裡出貨對象，以紐約市來說，因為小販是紐約的特有行業，一般商家與小販都很多。但出了紐約，鄰近的外州，像賓州、新澤西，則幾乎都是店家來批 貨。而來批貨的人，以非洲裔、拉丁裔、及華人居多，但華人並不會特別多。
由於每天與小商家、小販接觸，大家反應的，都是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也是David由零售轉而做批發的原因。
而談到競爭，David說，店內多數皮包的批發價大約8到10塊。一般商家大約可以賺到一倍的利潤，而小販，雖然經營成本低，但是必須靠削價競爭，所以利潤也差不多，不會特別高。
他分析，許多商家有自己的倉庫，可以一次多進些貨，降低進貨的成本，但是也產生了庫存的壓力。小販呢，多數靠的都是薄利多銷，進貨的次數比較頻繁，但是量都不大。
“你看像這樣一個包，我們一個款式要進10種顏色，因為空間有限，一般店家都很難達到齊全，只能選比較好賣的顏色進貨，更別說是小販了。他們很多都只是試探性的進很少的量試試看，等到發現市場需求後，再開始多進一些。”David舉例說。
而與小販間最常做的交易，他表示，像皮包這種有季節性、流行性的商品，每種款式的壽命都不常。遇到壓錯寶，庫存的壓力太大，或是已經明顯退流行的皮包，一個5塊都要賣。而許多小販，就是趁這個時候來撿便宜貨。
另一家位於29街上的批發公司，主要商品為太陽眼鏡，與紐約市的相關紀念品，如印有自由女神像、帝國大廈或紐約的鑰匙圈、筆、打火機及T恤等。
公司負責人吳小姐表示，紀念品零售的利潤其實很高，像一般批發價一打賣9塊的商品，零售商一個可以賣3塊。
她分析冬天小販喜歡賣的，多半都是帽子、圍巾、手套這類的商品。至於夏天，除了觀光客喜歡的小紀念品，太陽眼鏡、遮陽帽、和T恤，都賣得不錯。
其它還有一些季節性的商品，像是情人節禮物，吳小姐指著一旁成堆的巧克力結合塑膠玫瑰的禮盒，和各式各樣象徵愛情的玩偶，還有母親節、聖誕節、萬聖節的應景商品。她指出這些壽命都非常短，只有幾天到一個禮拜而已，商品設計的變化也不大，每年都可以賣。
小販的生意，在她看來，幾乎是跟著節日進行。而同樣地，這也是店內出貨量的高峰。“每年過完年之後，就是情人節、母親節，再來就是國慶日，一些印有國旗， 或是一些帶有燈泡、會發光的，可以參加晚會、派對的商品會賣得特別好。接著就是暑假的觀光潮，賣太陽眼鏡，和一些小紀念品。然後就是萬聖節、聖誕節，一年 生意好的時間，大概就是這些了。”她說。
吳小姐分析，作為批發商，因為每天關在店裡面，對於外界的敏感度很低。“常常都是等到外面的商家，尤其是第一線的小販，跑來問店裡有沒有這個、那個的，才會發現原來突然流行起什麼東西。”
她指著地上的商品說，“像這些印有Support Our Troops(支持軍隊)的貼紙，伊拉克戰爭開始後，突然一下子就流行起來，一天總有幾十個人跑來問。但很快地，就突然沒人要了。”
“其實，你看看街頭小販在賣些什麼，大概就知道現在是什麼日子，有什麼大事了。”吳小姐說。
僑界與民間組織
陳玉駒：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對於華人社區的小販文化，中華公所主席陳玉駒認為，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據他瞭解，華埠當地的居民，對於小販有兩種看法，一是他們妨礙了交通，對行人造成不便。但一些人覺得小販賣的東西便宜而且新鮮，而且對大家也是一種方便。
而就商家而言，“的確，因為他們要負擔店租，經常有抱怨。但是換個角度看，商家有店面，可以陳列的貨品也多，選擇也多。但小販的商品比較單一，競爭力也不如商家。”他說。
陳玉駒覺得，新移民從事這項工作，是不應該受到歧視的。小販是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一種謀生方法，適合本錢小的人，而且靈活，與開店相比，風險也比較小。
根據他的觀察，這些年來，華埠小販的數量確實變多了，因為許多新移民以此維生。而華埠衣廠工業的沒落，也的確造成一些後遺症，尤其是婦女的就業問題。對於這種現象，小販並不失為是一種就業的再開始。
“因為新移民人口比例上的改變，目前華埠的小販，以福州鄉親較多。許多早期以此維生的廣東移民，在存夠錢之後，也都慢慢轉行了。而這種情形，現在在福州人及越南人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他說明。
陳玉駒認為，新移民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透過自己的勞動，得到合理的利潤，不能讓他們流離失所，或是轉而從事犯罪活動，變成另一種社會的問題。
談到警方的取締，他表示，警察掃蕩街頭違法的小販，在華埠的歷史上來看，是屢見不鮮。從盜版光碟、仿冒名牌、到最近的電話卡。而他要再強調的，還是守法的觀念。
“政府的法規，應該有它的根據，而嚴格的法規，也是為了保障多數人。”陳玉駒說明自己對法律的看法，並表示目前就法規方面，公所尚未向地區議員表示過修法的需求。
顧雅明：小販不能帶來繁榮
針對小販問題，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理事長顧雅明表示，法拉盛的小販數量，與華埠比起來，的確是少的多。而原因，他認為是因為警方執法嚴格。
依顧雅明瞭解，就法拉盛的多數商家而言，大家最在意的，應該是社區的環境及給外人的印象。
他認為，中國人值得珍惜的文化很多，但小販不是一種很好的文化。尤其是製造環境的髒與亂，而且這與方便無關，他覺得大家到店裡面買東西，不會比較不方便。
“而且，你在路邊買東西，壞了找誰換？”他懷疑。
“小販擺在路上，就算警察不來，店家都會打電話報警。我不認為小販能帶來繁榮。相反的，他們影響了交通的順暢，以及生活的環境。”“法拉盛行人流量大，小販往人行道上一擺，大家連路都沒辦法走了，常常要走到車道上去，很危險！”他說明。
至於報稅的問題，顧雅明認為“小販就算有了報稅號碼、有了執照，也不會去報稅！”
傅鶴鳴：我們不能倒退走
法拉盛發展中心負責人，同時也是每年法拉盛街坊節（Street Fair）的主辦人傅鶴鳴認為，華埠是因為在曼哈頓，所以可以負荷那麼多小攤子，但是法拉盛如果走那種方向，肯定會走向貧窮與沒落。
談到他所策劃的街坊節，傅鶴鳴表示“街坊節在紐約是很普遍的，我覺得法拉盛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曼哈頓一樣，他們有的我們也可以有。法拉盛需要更多的商業活動，而這類小型的活動，吸引外來的觀光客是不至於，但是最起碼讓皇后區本地的居民，多些選擇。”
從2001年開始，每年四月到十月，法拉盛都會封閉凱辛納大道，舉辦兩至三次街坊節，而每次大約可容納50至60個攤位。對此，傅鶴鳴說明，以這樣的規模而言，是差不多了，攤位也不能再成長了。
“普遍而言，居民和商家都很支持，但是多了也不行，因為商家會抱怨。辦活動雖然會帶來人潮，但是街道一封，商家連貨都沒辦法進。”他補充。
“我覺得這對居民、商家和小販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我辦街坊節的目的，絕對不是希望攤販變多！”傅鶴鳴強調。
至於一般商家對小販的看法，他表示“許多商家覺得，我付了店租，在這賣這個東西，但是你在街邊，用比較低的價錢，賣跟我一樣的東西。大家進貨的來源都差不 多，但是你實際的成本卻比我低。你不但搶了我的生意，還佔了我門前的通道，而且不交稅，對地方的發展也沒什麼貢獻。”
而綜觀法拉盛未來的商業發展，傅鶴鳴分析“小販的問題，就短期來看，因為新移民多，沒辦法，是個過渡期，但是我們不能倒退走！我覺得，因為現在還在新移民 的一股風潮中，小販看起來會是一個特別的現象，但這應該已經是最高峰了。當中國經濟發展成熟之後，將來外移的人口必然會有質與量的轉變，小販這門生意，也 會逐漸離開中國人的圈子。而那時後，也許會有另一群人接手繼續做。”
黃克鏘：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
美國林則徐基金會主席黃克鏘，從不避諱說他與小販是在同一陣線上。他認為，雖然法律的目的應是照顧多數人的需要，但也應用情與理來檢視法律是否有錯誤？是否有需要依現況修改？
他質疑“這些人被抓，是的，應該被抓。但政府有沒有給他們生存的機會，幫他們從非法走向合法，對社會有所貢獻？這些人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你叫他去打入主流社會？”
“有地產的人，多半歡迎小販。因為人來往的多，生意才會興旺，租金才收的多。但是有些人，在成功之後，就忘記自己過去有多苦，不會想要幫助別人！說什麼妨礙產業升級…等於是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吃肉呢？”他不平地說。
對於警方的取締，黃克鏘同意，警察的責任就是執法，在法律沒有改之前，他們就是要照辦。而因為警察總是站在最前線，所以許多人抱怨的對象都是警察。
“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他強調。
此外，他也提到過去的協調經驗。“上次在孔子大廈的社區會議上，我們有與郭亞倫提過電話卡小販的事。但他表示不知道有這種事，而且覺得不可思議，他說他會注意這種事。但到底有沒有？我們也不知道。”
1990年由福州來到美國。在這 十多年間，他曾經做過餐館工，也曾在街邊修皮鞋、賣衣服，倍嚐人情冷暖。2003年夏天，他用手邊的積蓄，在法拉盛的凱辛納大道上，頂下了一間店鋪，成為 一家服裝店的老闆。對於許多還在街邊奮鬥的小販們，他想說“天下的飯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
談起往事，鮑建國回憶：
剛來美國時，一開始流浪了很多地方。在新澤西做餐館，後來又去波多黎各，在親戚的餐館裡做了五年。2001年，我太太移民過來，我就和她一起到法拉盛來，開始在45路和緬街那裡修皮鞋。
法拉盛是個有人情味的地方，我在這得到許多貴人的相助。當時我找不到攤位，有一位做魚丸的老闆，把他的店門口租給我們一小塊。我修鞋，我太太擺小攤，賣一些像襪子啊，小玩具等等的東西。
曾經也在街邊奮鬥的鮑建國，2003年夏天，他用手邊的積蓄，在法拉盛的凱辛納大道上，頂下了一間店鋪，成為一家服裝店的老闆。對於小販們，他想說“天下的飯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街頭擺攤，最辛苦的，就是天氣，冬天冷、夏天熱，還要提防警察。當時我們也有想過要申請一張小販的執照，但是託朋友打聽的結果是，如果早幾年，或許還有機會。但是在當時，根本沒有名額。我們的想法是，一定要儘快轉變成合法的生意。
最難忘的，就是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沒什麼人。我一個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買了一杯熱咖啡請我喝。我當時感覺非常激動，那杯咖啡的溫暖，我到現 在都還記得。對我而言，那不單單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種溫情。當下我就決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為這邊的人是這麼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將這種感覺 延續下去，幫助其他的人。
兩年半前，我們搬到現在這家店的門口，也是賣衣服。這裡原來是餐館，我們和老闆租了一小塊地方。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一些很好心的人就建議我們，應該去哪裡拿貨、該怎麼賣。
大約一年半前，原本的這家餐館經營不下去了，老闆問我們想不想頂下來？我和我太太考慮了一個禮拜，因為在擺攤子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一些經驗，也存了一些錢，當時的確有自己開店的念頭。但是房租實在很貴，是原來的好幾倍，壓力很大，但是空間也大了許多。
擺小攤的時候，受限於空間，很多東西我們想賣卻沒地方擺。而且服裝的流行，千變萬化，有時候幾個禮拜就要換新的款式，對小攤子非常不利。
人行道上過多的小販，明顯影響行人權益。（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我們覺得，擺攤子的時候，總是在感嘆沒機會，但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
開張的前一晚，真的很緊張，就擔心生意會不好。但還好，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第一天，天氣特別好，生意也不錯，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雖然看起來我們就這樣一路走過來了，我們自己知道其中的不容易。辛苦存了十多年的錢，等待的就是一個機會。但最要感謝的還是法拉盛許多朋友的幫助。
慢慢地，一切都上了軌道，和以前街邊的日子比起來，也比較安心了。現在，我們不但自己賣，也批發給別人賣。
當我走在街上，看到許多小販在賣各式各樣的東西，我也不會看不起他們。因為我知道，我也是這樣子過來的。
也許有人認為小販會和店家搶生意，但單單法拉盛和我做一樣生意的，就有二、三十家。我覺得，每家店都應該走出自己的風格，客人才不會跑掉，這才是良性的競爭。擔心小販，是沒有意義的，法拉盛就是應該要有各種的競爭，才會更壯大！
葉圳聲：我的角色、依法執行
第五分局社區事務警官葉圳聲，自幼在華埠成長。回想起小時候，他表示華埠街頭從未像今天一樣，有這麼多的小販。而他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問題，是在1987年開始當警察後，才發現情況似乎已經難以控制。
他瞭解小販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人申訴，警方就必須處理。一般而言，居民的抱怨較少，頂多是說有小販擋到出入口。但店家就常說小販霸佔人行道、製造垃圾、賣相似的東西，但較便宜等等。
對於東百老匯電話卡小販的案件，他說，問題很簡單，就是無照兜售。而執照的問題，他則表示這是議員、消費局以及小販間的事，警方不可能介入。
他也解釋警方的執法程序。依法，無照的小販，會先被逮捕、拘留，貨物要沒收，小販將收到罰單，而法官會裁決罰款、罰勤。至於有照的小販違規，警方則依違反之條例開罰單，小販可以自行向法官解釋。
對於小販的抱怨，他認為小販不能指責警方執法過度頻繁，因為是他們違規在先。而這是我們的工作，我的角色就是，依法執行。
此外，葉圳聲也強調，警方絕無外界所傳，有所謂每個月一定要開多少張罰單的規定。
劉醇逸：店家也有壓力
針對小販的現況，一向贊成重罰非法小販的市議員劉醇逸認為，小販的人行道使用權，應與行人的使用權達成平衡。而且還有許多店家，他們有房租的壓力，必須與小販競爭，而許多這些店家的經營者也是新移民。所以，他認為執照數量的限制是應該存在的。
郭亞倫：法律是服務多數人的
郭亞倫表示，身為市議員，在攤販議題上，他承受著多方的壓力。有居民和商家向他抱怨小販妨礙交通、製造髒亂；但也有小販抱怨他們沒地方擺攤，警察執法過度 等等。 而對於警方執法不當的抗議，郭亞倫建議小販可以拍照存證，或留下各種證據，如罰單等。透過律師控訴或直接與他反應。
他同意電話卡小販並不直接對社區清潔及交通安全造成威脅，而警方也應該多付出一些心力在真正的治安問題上。此外，他雖然承認小販對社區有一定的貢獻，然而，他也強調，法律是服務多數人的。
郭亞倫指出，修法是一條漫長的路，尤其是攤販問題，而這並不單單是華人的問題。由於涉及各族裔、不同的社區，以及販賣各種商品的小販，因此必須廣泛地接納各種意見，召開公聽會，然後才能正式提案。
他表示自己心裡已有腹案，也承諾將在近期加速與社區各界溝通，並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包含修改現行法規、時間及街道的開放等。
人權組織：小販是被犧牲的一群人
紐約市到底有多少小販？沒人能清處地計算。但根據“城市正義中心，小販計畫組”（Urban Justice Center, Street Vendor Project）的統計，目前人數約有1萬人。若以語言比例區分，小販的母語則依次為：孟加拉語21，英語20，中文或廣東話15，波斯語10，以及阿拉 伯語6等。
小販計畫負責人巴辛基（Sean Basinski），在就讀法學院之前，曾經在街邊賣過熟食。而目前是律師的他，全職工作是為該計畫會員提供法規諮詢、出庭解決罰單糾紛、以及領導人權活 動。談到小販的問題，他表示“小販是紐約值得驕傲的傳統。100多年前，愛爾蘭人、猶太人、義大利人，曼哈頓在下城用推車賣東西。大量的新移民，不但帶來 家鄉的傳統，隨著人口密度成長，小販生意的增加，也帶動了早期紐約的繁榮。”
“大家喜歡買便宜的東西，但不想在店裡排隊，小販解決了人們短暫的購物需求。比如冷天的保暖用品、帽子、手套、萬聖節的小道具、夏天的冰淇淋、汽水等。此 外，他們是社區內友善熟悉的臉孔，也提供特殊的地區口味，比如說華埠的雞蛋糕、炒麵等，展現紐約的多元面。這些都是小販的特殊價值。”他認為。
至於有許多人認為街頭小販降低了生活的品質，巴辛基並不以為然。他提出一份2001年由紐約市民犯罪委員會（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City），與復敦研究機構（Fordham Institute），針對紐約市生活品質的一項民意調查。其中顯示，在10項最可能影響生活品質的問題中，2分為嚴重影響，0分為不影響。前5名分別 為：開車超速1.9，計程車司機的開車惡習1.83，牆壁塗鴉1.81，亂丟垃圾1.69，收音機噪音1.65。而街頭小販的平均得分為0.6，被規類為 最不影響生活品質。另一項被規類為不影響者為行人闖紅燈0.93。
而比較不同族裔對小販問題的觀感，依序為亞裔0.9，西班牙裔0.6，非洲裔0.6，白人0.5。其中以亞裔覺得最嚴重，但仍低於標準值1.0。
巴辛基相信，多數的紐約人是喜歡小販的。而不喜歡小販的人，通常是大商店、大生意的老闆。他們希望街景是他們喜歡的樣子，所以說太擁擠了，遊說政府對小販封閉街道，提高罰金，造成小販生活的困境。
“當許多生意人在排擠小販時，小販因為沒有組織，總是被忽略、被犧牲的一群。”他指出。
而談到華人小販的共同困難，他認為是語言問題阻礙了小販與警察的溝通，以及對法規的瞭解。
至於該組織的基本訴求，巴辛基強調：
第一、開放執照名額限制：在1993年，市議會法定的執照名額用盡之後，政府便不再發放新執照，而目前累積的候補名單，依照每年依序遞補的速度，要消化約25年。
第二、停止沒收小販貨物或維生工具：沒收小販的物品，就像開車違規，就要沒收汽車一樣不合理。
第三、停止警方無謂的騷擾：警察應用心對付真正的罪犯，而不是小販。
第四、法規單純化：目前針對小販的法規，是數十年累積的產物。不但小販無所適從，警方也常常誤開罰單。而這也是小販必須學會自保的原因。
“多數小販都是誠實而勤勞的，他們值得被尊重，應該有謀生的機會。”巴辛基說明自己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