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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怀念黄渝 —— 一位科大数学怪才在美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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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2-14   

怀念黄渝 —— 一位科大数学怪才在美国的经历

作者: 曾思欣
来源:人在海外

Huang Yu passed away in a car accident on Dec 24th. He lived in Kearny, NJ. It happened at around 4 am when he was on his way to work to deliver newspapers. He had a flat tire on Route 22. He was replacing his flat tire when another driver, apparently with DWI, struck him from behind.

  It's said he left with no money, less than $100 in the bank.


  怀念黄渝

   黄渝是1989年底来到Johns Hopkins的,我是1990年10月来的,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虽然不久就认识,但成为很熟的朋友大概是在一两年后了。同在数学系的时候,我和他办 过讨论班,还试图合作做过问题(很可惜没有结果)。2000年他搬到纽约后,更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吹过无数次的牛,实在是熟得不能 再熟的朋友,他这些年的生活,我应该是最了解的人之一。

   黄渝是2000年12月搬到纽约的,他在我所在的公司工作了近八个月,2001年7月份被layoff。其后的一年多他没有工作,然后从2002 年9月份开始他在CUNY的John Jay College当Tutor(他跟我说过这是沈珂兄给介绍的)。后来为了增加收入,大概从2003年初开始他开始早上送报纸。这两个工作他一直干到了最 后。此外在CUNY的这两年半他每个星期四都去听数学系的一个俄国教授Kolyvagin的课。Kolyvagin是数论学家,原来在Johns Hopkins待过,那时黄渝就听过他的课。

  黄渝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有特点的人,非常与众不同。他的故事多的说不完。有时候我觉得他不象个生活在尘世间的人,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另外的世界里一样。其实细想起来,这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黄渝的英文非常差,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最差的。那时Johns Hopkins的学生都知道黄渝闹的笑话,他资格考试的时侯,考他的是数学系的两个教授,Igusa和Zucker,他们问了黄渝三个问题,黄渝全说错 了,都是答非所问。好象是问他什么是sheaf,他说成了什么是scheme,问什么是variety,他说成了什么是valuation,等等。 Zucker非常恼火,要fail他,但德高望重的Igusa先生坚持让他过了。最后Zucker 对他说:“OK,you passed。”但这句话黄渝也没听懂,所以他考完后不知道过了没有。等过了两天黄渝找到另外一个同学刘刚,请他到Zucker那里去问问到底通过了考试 没有。Zucker气得跳出来对他吼:“You must improve your English!”黄渝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这句话听懂了没有。

  黄渝私下里和我说起过他的英文问题,他说一讲起英文来他嘴里说的和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一回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劝他要多大声朗读,最好要背一些经典的文章。我记得我还借给他一本凯恩斯的小书,要他把前言给背下来,但估计他也没干。

   到纽约之后,我发现他的英文比以前反而还要退步了!两年前我知道他有意在CUNY把Ph.D读完,就劝他尽早去和Kolyvagin谈一谈,黄渝为难地 说怕英文不好讲不清楚,我说如果实在不行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几个星期后黄渝拿了一页纸来,说写好了,给我看看。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大概有十行 字,几乎每一行都有语法错误,还有一句的意思正好是说反了!全是小学生都不应该犯的错误,我不明白怎么会写成这样,他不是每天都在看NewYork Times么?我不相信他是不认真,这个语言问题真的成了他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在美国的十几年,他的英文交流障碍一直困扰着他,不知让他受了多少 罪。

  有 一次出于好奇我问他中文的作文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学的时候他最怕写记叙文,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但不怕写议论文,“只要瞎议论就行了。”黄渝好高谈阔论政治 问题,2004年初的时候他从我这儿借去了《走向共和》的VCD,看完之后非常激动,和我讨论了好多次。他非常关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我说过竞选造成的社 会分裂很明显,连他的同班同学都出现了矛盾。

   黄渝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出自天性的宽厚和善良,这方面他也是一个极端,从来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到美国十五年来他孤身一人,贫困潦倒,好象什么厄 运都撞上了,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黄渝跟我说:“我这人没什么,就是有点脾气。”他对生活要求得很少,既使这样他也长期挣扎在边缘,可 他的脾气从来没变过,我们总说,黄渝永远是黄渝,总是这个样。

   在Johns Hopkins的时侯黄渝是有名的夜猫子,每天半夜三更叼着根烟在校园里野走,谁要找他讨论问题只要半夜去数学系找就行了。黄渝总说:“晚上多安静呀,是 看书的好时间。”但他好象白天也不太睡,我们的同学庄德谦说他是“无时不睡,无时不醒”, 是很传神的写照。

   大约在92年左右数学系决定黄渝的英文没法上习题课,把他的钱扣了一些,那时黄渝在感情上好象也有些挫折,一度挺消沉的。那时黄渝的导师 Shalika,在数学研究上早就不活跃了,而且还在闹离婚,是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在走下坡路的人。Shalika开始的时侯对黄渝是基本不管,到了 93,94年就催他快毕业。

   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黄渝说是Shalika给他了一个题目,但他实在没有兴趣,就没做。大概还有其它的一些 miscommunication,总而言之,94年的时侯Shalika对系里说黄渝已经不准备读学位了。从那时起黄渝就离开了Johns Hopkins。

  但是黄渝对Shalika一点怨言都没有,他总说:“Shalika其实对我不错。”我说:“可他把你的前途都毁了。”黄渝说:“我其实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我觉得他是不愿在别人面前说他老师的坏话,他为人的厚道在此也可见一斑。

  94年的夏天黄渝回国住了三个月,这是他在美国的十五年中唯一的一次回国。

   他虽有6.4绿卡,但没有工作,所以回来后就开始在外面打工。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他找的工作也是在晚上的,所以有时白天他还到学 校来听课。我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就是干点活。”我说:“到底干什么活?”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在一个仓库里扛东西。从那时起黄渝在经济上就 一直生活在边缘,一贫如洗,到最后都没有翻身。

   我太太问他:“黄渝,你为什么总是生活在边缘?”黄渝说:“很多人生活在边缘啊。” 我太太说:“可你并不deserve这个样呀。”黄渝默然不语。别人经常为他着急,而他自己反而是有些漠然了。黄渝是个明白人,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去改变现 状,而是觉得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我对他说:“咱们在这世道上混,心不一定要黑,但脸皮一定要厚,是不是?该吹就得吹,该要就得要,否则岂不亏了!” 但黄渝的脸皮从来没厚过。

   几年前我的同学告诉我黄渝从前的朋友徐飞,在Harvard访问的时候一直在找黄渝。徐飞在国内已是晨兴数学所的负责人了。我因此问黄渝愿不愿意回国发 展,还能回数学界去。黄渝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并叫我不要把他的现状告诉国内数学界的人。我知道他是放不下面子,黄渝毕竟是当年最有希望的学生之一,这 也是人之常情。

   去年四月份我回国探亲,我父母家离苏州大学不远,我抽空去那里找到黄渝以前的好友余红兵兄,我们谈了很久黄渝的事。临走的时候余红兵对我说:“请你转告 黄渝,我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余红兵了,为了钱我也干很多下三滥的事。”我知道他这话是真心的,只有黄渝的朋友才会说这样的话。

   虽然为了基本的生存黄渝都不得不苦苦挣扎,但他从来不是个悲观厌世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热爱生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有说有笑。黄渝还特别擅长做菜, 自己还独创了一些新的花样,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吃过他的菜。来到纽约后黄渝的主要业余爱好好象是钓鱼,这两年来他很多个星期六都是在海边度过的,他说在 海边时他一边钓鱼一边有时还读读数学文章。

   几年前的一天黄渝到我们家吃饭,他拿来一本读书杂志指着一篇文章说“这是篇好文章!”要我好好读读。这真是篇美文,在读书的2001年第4期上,题目是 “信仰只一细柱香”,说的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才女林徽因的故事。我暗暗地想:“看不出来黄渝这小子还这么小资,这么sentimental!”这是黄渝难 得的流露这方面的感情世界,谁知道呢,也许在他笑咪咪的外表之下,他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和黄渝虽然无所不谈,但我们说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众所周知黄渝是个非常有数学才能的人,李尚靖兄说黄渝是最应该拿Ph.D的人,我完全同意。他在数学 上非常早熟,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这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学生里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在数学上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而且他在数论,代数和 表示论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

   李尚靖兄提到的黄渝在本科时就解决了一个open problem,黄渝和我仔细讲过这段经历。这个问题好象是某种矩阵的分类,在许以超的书上做了正定的情况,黄渝的一位学兄做了半正定的情况,而黄渝做了 所有不定的情况。他说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开始算,算到深夜好象差不多了,但第二天早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到了晚上又从头开始算,如此反复算了一个多月才 最后成功。那时真是黄渝的一个创造高峰期。黄渝说他的文章由他的同学窦苍柱帮助译成了英文,两部稿子都没发表,还在箱底放着。我想如果在他的遗物里能找到 这篇文章,应该找个机会把它给发表了,这大概是黄渝唯一写成的数学文章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吴文俊先生纪念陈省身的文章,提到早年做数学的历程,竟有和黄渝完全类似的经历,英雄的道路大概都是一样的。本来我想和黄渝说这事,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到美国之后黄渝没能做出和他的才能相称的数学结果,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有时我想也许是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多少影响了他的创造力。黄渝经常说: “这些问题都做不动。”好象数学里的问题都做不动一样。科学创造是个复杂的过程,有时不一定需要很多知识,反倒是更需要一些false sense of self-confidence,或者是reckless self-regard,简单说就是要一些狂妄,一些冲劲。现在的著名数学家年轻时多半是个狂人,而这些东西黄渝一点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好的数学工作都需要一些起码的外界条件来支持,而这些条件黄渝早就没有了。

   在所有的数学问题里,黄渝最喜爱的是Hilbert第12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着,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Hopkins数学系的Help Room里面,黄渝仔细地给我讲了这个问题,说是给定一个数域,如何找到一个超越函数,使得它在某些特殊点上的值生成了给定数域的所有阿贝尔扩张。当这个 数域是有理数域时这是分圆域的理论,当这个数域是虚二次域的时候这是复乘法的理论,所以Hilbert第12问题问的就是如何推广分圆域和复乘法的理论到 任意的数域上去。学过数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有个诗意的名字,出自于当年Kronecker给Dedekind的一封信中,“The dearest dream of my youth。”所以经常被称为“Kronecker青春之梦”,我想这也是黄渝从青春时代就开始的梦想,这个梦他一直做到了最后。

   大概是两年前,对一类特殊的数域,所谓全虚域或者CM域,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和黄渝讨论过,黄渝大概是挺受刺激,也开始重新想这问题。在 2004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对所有的数域他觉得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问他在全虚域的情形下他找到的超越函数是什么,他说他不是在这种意义下来解决这问 题的,他用的是一个抽象的方法,类似于形式群的理论,他说主要是从函数域的Drinfeld模理论中得到了启发,关键要把函数的意义进行推广,但推广成什 么?他没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黄渝嘱咐我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他说要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好好地把这想法给检查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再告诉我细节。夏天过后我问他进展怎样,他说看 上去好象过去了,但有一步总是有问题,他还需要时间。年底前我又问他,他还是说有一步有问题,需要再看看。黄渝是个懒于笔墨的人,我怀疑他是否把自己的想 法给写了下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真成一个谜了。

   说实话我一直对他的想法有些怀疑,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Hilbert第12问题的解答都必需和Hecke L函数的变化相符合,也就是要和所谓Stark猜想相符合。按黄渝所说他的解答是一种抽象的函数,我不知道和L函数会有什么关系。这好象也不是 Hilbert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我把这些疑问和黄渝说过,黄渝并不以为然。谁知道呢,也许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东西,黄渝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在他出事三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晚上十点,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原来是他的车坏在了去钓鱼的路上,他辗转坐火车跑了回来。我对他说:“你的这个老破车,如果 修要超过1000块钱,就不值得去修了。”他表示同意,但有些惶然地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车就好象什么都没有了一样。”最后他的车修了 700多块钱。

  事后我和公司的同事刘怡说起这事,刘怡要我劝黄渝不要再去想读Ph.D了,应该去学校里找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把生活安定下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在学校里工作也符合他的性格,准备过了年和他好好谈一谈,没想到再也不可能了。

   上个星期一,12月27日我接到他的凶讯,欲哭无泪。这么一个至善至诚的人,竟会死得这么惨烈。我没法接受他的死,我们全家包括小孩早就把他当成了家中 的一员了,叫我怎么去和他们讲。我再也见不到他笑眯眯的样子了,再也不能和他吹牛了,再也不能吃他做的菜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来的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 填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面对生死总让人多想想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本质。黄渝这后半生,漂泊异乡,历尽磨难,到死也没有翻身。说实话,我看不出什么意义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我会常常想他的。

  有时我想做数学这东西也会害人的,象黄渝这样痴迷数学的人,数学就是他的命,一旦离开数学界,他的精神就全垮了,生活上就随波逐流无所谓了,以至于一路沦落到这个地步。

   最近一两年来,黄渝常常和我们说起他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在上学以前他住在云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总是阳光明媚,四面是郁郁的青山,山上有无尽的野果和 野蘑菇。黄渝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着光。我知道他是有些想家了,游子悲故乡,自从94年后,他已是离开故乡十年了。有时见到我们为了照顾小孩而狼狈不堪,黄 渝会说起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他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他们兄妹三个的故事。那时他母亲从事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经常需要下乡去。每次下乡都带着他们 三个,母亲推着一辆车,他的妹妹坐在车里,他和哥哥在后边跟着走在乡间的路上,周围是青青的山,天上飘着白云,我想着这幅图画,这是多么温馨快乐的时光。 这些童年的点点滴滴,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现在这流落异乡的游子就要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永远地安息了。愿故乡的青山和白云永远陪伴着他!

  200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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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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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5-02-14   
送 别 黄 渝

  今天早晨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检查信箱,发现了科大811通信录上沈珂等几个同学的信。因为是对前几天另外几个同学“圣诞新年快乐”的信的回复,我一开始还没在意。等到打开沈珂的信,发现信的内容是:我们的同学黄渝上星期五去世了,车祸。对着电脑楞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另一个811同学黄道德的一段对话。那是2001年5月底,我们811的十几个同学,在弗吉尼亚海滩聚会,纪念入校20周年,庆祝811的20岁生日。在最后那天的晚宴上,我和黄道德聊到下一次聚会。我说,如果再等20年,也就是811的40岁生日的时候,恐怕咱们811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们是把这当作一个精算师和统计师之间的玩笑来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事实。今天看到这则消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四个字:一语成谶,一语成谶。

  虽然很少和黄渝联系,但在我心中,一直把他当成我在811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老朋友走了,我得送他一程。关于黄渝,我记忆中的最早一个片断,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线性代数老师李炯生的家里。当时我哥李尚志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查建国给我们当代数课的助教,教材用的是许以超编的《代数学引论》。一天晚上,我们在李炯生的家里看电视,查建国提到,“811的黄渝”解决了许以超书中的一个公开问题。我当时正被书中的练习题折磨得不轻,听到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人解决了书中的公开问题,自然是佩服得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应该是黄渝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吧,大概也是我们811同学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从那时起,黄渝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数学人才”这样的定位。

  1984年,我们班曾(经)搞了一个集体庆祝20岁生日的晚会。晚会上的一个娱乐活动,是大家投票选班里的各项之最。我现在还记得“最有意思的人”是张航,“最有福气的”是王劲林,“最可爱的”是李立红,“知识面最广的”是吴文(江?)。其中还有个“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最后当选的我们寝室的毛明,但我选的就是黄渝。因为在我看来,衡量“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的最重要指标,不是看他数学考试或竞赛的成绩,更不是看他是否像陈景润一样呆,而是看他写论文的能力。尽管我从来就不知道黄渝当初解决的是许以超书中的哪个问题,但我相信他是我们811第一个写出数学论文的同学,就冲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当选“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我在811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游,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总而言之,属于“差生”之列。按理说,和黄渝这样努力学习、搞研究的好学生,没有多少相交的轨迹。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一篇作家礼平写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那是我读过的国内作家写的第一部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叫南珊。我一口气读完以后,掩卷沉思良久。20年过去,情节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结尾是在泰山顶上,女主角提及耶和华的那份虔诚与平静。这篇小说最早是在《十月》杂志刊出的,我读了以后,非常喜欢,就买了一本《十月》。到了那个假期,在家乡的书店看到了单行本,又买了一本。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份《晚霞消失的时候》。黄渝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问我能否帮他买一本。我就把手里的那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他当时表示要付我书费,我难得在数学系同学中遇到读小说的知音,自然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尽管平时仍然是他钻研他的数学,我读我的闲书,难得在一起玩。

  大四那年,科大开始放春假,有一个星期。这点时间,回家乡自然不够,但到安徽省内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倒是绰绰有余。我们寝室的顾立帆和毛明结伴去了天柱山。我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就挑了安徽境内最著名的旅游点:黄山。出门旅游,如果能找个伙伴,自然比单练更有乐子。当时811除了我以外,只有黄渝也想在那个春假去黄山,我们便结伴而行。1985年5月,我们一起去黄山玩了几天。当时的旅游条件较差,我们又是学生,囊中羞涩,真可以说是“穷玩”。来回坐长途汽车各用了一天。当天晚上,到了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半夜就得起来,排队买几天后回合肥的汽车票。天亮以后开始爬山,遇到了一个南京工学院的四川老乡,就三人一起爬。一进山,看见一个峭壁,还不算太陡,可以攀上去。当时年轻气盛,就决定不走正路,从这里爬上去。等到攀上峭壁,再拐上正路,却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一攀,倒把进山的正门给绕过去了,各自省了两元门票钱。那天一日上了北海,沿途游览了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莲花峰等景点。等爬上莲花峰(我一直到今年夏天,再上黄山,才知道此峰是黄山最高处),已(经)是黄昏,怪石狰狞,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们三个人,真还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本想看日出日落,可爬上山后,开始烟雨蒙蒙,在山顶呆了两天,连太阳的影子也没见着。第二天下大雨,猫在旅馆打了一天扑克牌。第三天雨小了些,我们冒雨在北海附近转了转。我当时的兴致已(经)大减,到了一个山头,就有点懒得上去了。黄渝先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叫我,说上面有云海。我又来了劲头,爬上去一看,真是漂亮。我当时还没坐过飞机,所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云海。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那次总算都没(拉)下,如果不是黄渝,我就只能看到三绝了。到了第四天,无奈下山,天气却又转晴。南京工学院那位仁兄当即决定,再上黄山,可我们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说来怪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什么都新鲜,就买了一大堆旅游纪念品。结果不但自己弹尽粮绝,还把黄渝的钱也给花光了,最后一天,连吃饭钱都不够。等到回了合肥,买了回学校的公共汽车票以后,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剩了一毛钱。现在想来,最后一天的狼狈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确实表现得差劲。但黄渝却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够哥儿们。

  那次旅游,我们聊了很多。我就是在那次才知道,虽然黄渝生长在昆明,但因为他的母亲是重庆人,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聊了很多下象棋的体会,他也介绍了搞数学研究的心得。他告诉我,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在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了,更是让我大为佩服。最后大家发现,棋理和科学研究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从科大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我在《科学报》社混饭吃,他在研究生院继续做他的数学。那时我(经)常去玉泉路,和811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后来我看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位数学家号称证明了“庞家勒猜想”,我准备将这条消息发在《科学报》上,就请黄渝(翻)译,也是想帮他弄两文稿费的意思。结果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数学界普遍认为,那两位数学家的证明是错的。此事遂不了了之。

  到了89年,811在北京的一帮人忙着考托福出国,我却正忙着交女朋友结婚。89年春天,黄渝告诉我,他要出国了。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么些年作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数学未解之题,自然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借鉴之道了。过了两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也录取了我,但没有资助,我只好去了有资助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错过了和黄渝再作校友的机会。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黄渝,是89年夏天,去中关村玩。回来的路上,在白石桥转车,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还问他有无女朋友。他向我表示恭喜,同时说忙着出国的事,一时顾不上。我们当时的选择,一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享受者,自然是先成家后立业;他是奋斗者,所以要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我没有记错,811的所有同学中,黄渝是第一个知道我当时要结婚的。等到六四的枪声一响,黄渝和一帮同学去了美国,我才如梦初醒,苦读英文,准备托福考试。过了两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美国。正好赶上黄渝他们拿“六四绿卡”,我当时真是觉得这帮人交了狗运。以前在国内读围棋七段沈果孙的棋评,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骑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绿灯,就得使劲快骑,否则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好等到红灯再变绿了。交通灯由红转绿,花不了多少时间,可在人生之中,有时候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个绿灯。我在后来漫长的等待绿卡的年月里,多次想到这段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等到再次见到黄渝,已(经)是2001年5月了。那次在弗吉尼亚海滩的聚会,黄渝也去了。相隔12年,黄渝还是那个样子,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当时聚会的一帮人中,男同学们大都是拖儿带女,只有黄渝还是“钻石王老五”。我听说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不太顺利,当时在纽约工作,还大为惊讶。在我看来,811的同学中,黄渝毫无疑问是最该拿博士的一帮人之一。我毫不怀疑他的能力,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那次聚会,我和黄渝聊天,曾(经)向他介绍转行搞精算的前景。以黄渝的智力,如果来参加精算考试,实在是小菜一碟。但他似乎兴趣不大,我也就没深入下去。弗吉尼亚海滩一别,又是三年没有联系。今年7月,我去新泽西开会,正好周末结束,就到陈金发、杨若勇家住了两天,见了811的几位老同学。那个星期六晚上,杨若勇夫妇把周刚夫妇和黄渝请到家里吃晚饭,沈珂也去坐了一会儿。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周刚了,老友重聚,相谈甚欢。和黄渝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还在业余从事数学研究。我当时很想帮他在我们公司找一份正式工作,就再次提到来亚特兰大工作定居的可能性。他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似乎还是放不下他的数学梦。我想,人各有志,我虽然是个俗人,但对于老朋友的选择还是能够理解。一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在尊重他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决策,自然还是得靠他自己做。那天晚上,在杨若勇家门前,我和黄渝握手告别,当时自然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永别。我告诉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愿意来亚特兰大做精算工作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表示再考虑考虑。半年过去了,我还在等待黄渝的电话。今天竟然收到了这样的噩耗,物伤其类之感格外强烈。车祸之危害,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次车祸,前两辆车都是因为车祸而报销的。第二次车祸不但把老岳母给撞伤了,还差点要了半岁儿子的命。但虽然平时(经)常谈论车祸的危险性,仍然没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黄渝一生钟情数学,我虽然不知道他解开过多少未解之题,写过多少数学论文,但在我心中,他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虽然他不很走运,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这样痴情的数学之梦追寻者,数学的殿堂才仍然显得那么神圣。我自己因为能力所限,毅力不够,不得不在数学之路上半途而废,但对于黄渝这样执着于理想孜孜以求的前数学同行,永远只有一份尊重钦佩之心。我又想起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和黄渝因为这篇宗教色彩甚浓的小说而成为好朋友,但20多年来,我们多次相聚,却从来没有聊过宗教话题,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黄渝是否成了教徒。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死并不是万事皆休,相信我们还有在天国再见的一天。我相信,黄渝去了天国,一定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那里没有世俗柴米油盐的羁绊,他当能更加专心地搞他的数学。也许,等到我们将来再见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解开“歌德巴赫猜想”之谜的诀窍吧。黄渝,走好。

  2004年12月29日

李尚靖(811)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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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5-02-15   
卡拉, 水做的鱼: are you from USTC as well? really sad to see a fellow USTCer go like this. wish you all live in good health, and may life treat you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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