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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流血的巴黎:《沙尔利周刊》惨案及其背后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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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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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巴黎:《沙尔利周刊》惨案及其背后的历史与现实

来源:微信公众号---独立作家
作者:孟卫东
2015-08-25


《沙尔利周刊》部分员工在2000年合影,图中被圈出者在今年1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遇难。



科琳娜·雷伊站在大楼前,手指正在解锁进门的密码,两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旁,他们蒙着黑色面罩,只露出双眼和嘴巴,身上穿着黑衣黑防弹背心,戴着黑手套的手上拿着AK47自动步枪。

这是公元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塞纳河依然静静地流淌,大街上的人仍旧行走在这座世界闻名的美丽优雅之城。一切仿佛还是那样安定从容,然而一场血案即将在这里发生。

艾米第·古里巴利,一位阿尔及利亚出生的穆斯林移民。他坐在一块大大的白布前面,头的右侧还挂着一面小型的旗帜,黑黑的底色上一个不规则的白色圆圈,旗子上还有阿拉伯文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这是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喧嚣一时的“伊斯兰国”的标志。

“你们袭击哈里发(伊斯兰国首领这样自称),袭击伊斯兰国,我们就袭击你们。”在这段后来被放上社交网站Twitter的视频里,古里巴利这样宣称。

他并不是真正去攻击《沙尔利周刊》的人,拿枪站在科琳娜·雷伊身后的是库瓦奇兄弟:三十四岁的赛义德和三十二岁的谢里夫。

还在2005年的时候,贾迈勒·贝加勒介绍一个人给古里巴利认识,那便是谢里夫。

这一刻,他们三个人都正呆在法国的监狱里面。

古里巴利的罪名是武装入室盗窃,谢里夫则是因为企图前往伊拉克。

出国也是罪过?

谢里夫并非想要出国旅行的普通青年,他是一个叫“巴茨—肖蒙团伙”的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成员,这个名称是根据他们居住的巴黎北部巴茨—肖蒙区而来。

2004年的时候,一群穆斯林青年经常在巴茨—肖蒙的公园集体慢跑,里面就有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这些年轻人都在同一个伊斯兰传教班里学习,主持这个班的是年仅二十二岁,脸型瘦长,一头现代派披肩卷发,却又裹着头巾的法里德·本耶图。

法里德并非只是传教,他这时还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向伊拉克输送“圣战战士”。

2003年美国带领一批国家出兵伊拉克,轻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不想陷入了一场更混乱和漫长的战争。基地组织趁势卷入冲突,成为一支不容小视的势力。

从那时候起,“巴茨—肖蒙团伙”输送了一批人前往伊拉克,加入那里的基地组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鏖战。

谢里夫也想要追随先前那些“战士”的脚步,通过叙利亚转道去伊拉克。可是就在他登上飞机之前,警方逮捕了他。见到古里巴利的时候,他正在等待法律的裁决。

这时候的他们,都还只是无名小卒,然而让他们互相认识的贾迈勒·贝加勒却已经小有名气,他入狱的罪状是,2001年的时候策划炸毁美国驻法国大使馆。

就在他们相会的前一年11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导演迪奥·凡·高被枪杀,他的头都差一点被割下来,胸口也被插上一把刀,那并非用来了解他的性命,而是为了将一份五页纸的信件固定在他的尸体上。



2004年11月2日,荷兰导演奥·凡·高被极端穆斯林青年当街杀害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女子的,她是一名荷兰议员,原来的名字叫希尔西·马干,故乡是索马里。她和迪奥·凡·高的关系是一部叫做《屈服》的影片的合作者。这部影片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冷酷的一面:男人借助《古兰经》教义,堂而皇之地压迫妇女。曾经是虔诚穆斯林的她,在“9·11”之后彻底背弃了原来的信仰,甚至公开宣称,按照现代标准,穆罕默德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娈童癖。

迪奥·凡·高的死不仅是对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警告,残忍的凶杀也预示着,那些隐伏在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学会不依靠任何强大的组织,独立行事地展开他们的杀戮。

贾迈勒·贝加勒就是法国最激进的伊斯兰“圣战者”,在他眼前的古里巴利和谢里夫,从这个前辈那里得到的,只能是对古老教义无条件地盲从,还有对他们心目中伊斯兰的敌人,西方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憎恨。

2006年谢里夫出狱,但紧接着“巴茨—肖蒙团伙”就被警方捣毁,它的成员在2008年分别被判刑。谢里夫也遭法庭判处三年刑期,不过有一年半的缓刑。

古里巴利也出狱了,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当中。他原本的日子其实并不坏。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当年在海滩上赤裸黝黑的上身,和一个热辣的比基尼女郎相拥的照片。那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名叫阿雅·博姆迪安。

阿雅的出身和古里巴利一样是阿尔及利亚人。对这样的血统,她原本毫不在意,甚至想尽力抹去自己身上阿拉伯人的痕迹,为了“更加法国”,她竟然曾经改姓。

可是跟古里巴利在一起的阿雅终于还是回归了自己祖先的传统,重新成为穆斯林的一员,目前看到的她最后一张的私人照片上,曾经的比基尼女郎已经全身被黑袍遮盖,脸也蒙得严严实实,只露一双眼睛,手里举起一支弓弩,直逼镜头。

谢里夫原本也并不让人觉得多么虔诚,他唱Rap,喜欢抽烟、喝酒,爱勾搭女孩子,过着完全不符合教义的生活。

可是谢里夫最终也还是选择了皈依古老的规条,他后来结婚,妻子伊萨娜·哈米德跟阿雅一样黑袍裹身,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2014年她们相互间通了五百多次电话。

2010年谢里夫和古里巴利,还有也恢复自由身的贾迈勒·贝加勒,三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筹划一起重要的行动,帮一个叫斯曼恩·艾特·阿里·贝尔卡塞姆的人越狱。

贝尔卡塞姆属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反叛武装,参与了1995年巴黎地铁爆炸案,那次爆炸造成三十人受伤。2002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次,谢里夫把他的哥哥赛义德也拉了进来。两个兄弟中,赛义德一直行事低调,安静生活在法国北方的兰斯,陪伴他的是一样身披黑袍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孩子。可是这次他却加入了弟弟的冒险。

但是他们的计划很快败露,一起被警方送到法官面前。

阿雅也被警察问话,她坦然宣称已经“献身”古里巴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我看见美国人发动轰炸,导致巴勒斯坦、伊拉克、车臣、阿富汗或任何地方无辜的人遭屠杀,这一切……,到底谁是恐怖分子?”

美国人至少没有导致车臣人的伤亡,听了这番连基本常识都不清楚的慷慨激昂,警察放过了阿雅,无论话语再怎么张狂,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这也不过是她的言论自由。

古里巴利和贾迈勒·贝加勒再被判刑,赛义德和谢里夫却被释放,因为法庭认定他们俩的犯罪证据不足。



2014年6月29日,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叛军成员在拉卡市摇旗骑行。 (图/路透)

第二年,谢里夫拿着赛义德的护照,顺利来到了一个深深笼罩在伊斯兰极端组织阴影里的国家——也门。

资助谢里夫旅费的是安瓦尔·奥拉基领导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这位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阿訇,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成功煽动了许多西方的许多像谢里夫这样的青年投身“圣战”。虽然就在谢里夫到达也门的这一年,2011年的9月,奥拉基被美国无人机击毙,但他的已经变成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偶像,激励他们继续和西方世界对抗。

谢里夫学了几个月的轻武器射击作战训练,然后回到了国内。之后几年倒也没什么惊人之举,只是在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那个社区的阿訇在清镇寺号召穆斯林积极投票,谢里夫突然挺身出来,愤怒地反对,结果被保安劝离现场。

2013年,也门的基地组织公开在他们出版的一本英语杂志《激烈》上呼吁杀死《沙尔利周刊》的沙博尼耶。不知道谢里夫和赛义德知不知道这个讯息,但是他们在一年多后开始了行动。

“我们分成两路,”古里巴利在那段视频中继续说,“他们兄弟俩去袭击《沙尔利周刊》,我在外面袭击警察。”

于是1月7日这天,一身黑衣的赛义德和谢里夫持枪闯进尼古拉—艾培路6号,大喊:“这里是《沙尔利周刊》吗?”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搞错了,转身离开,然后在10号大楼的前面,看到了正要进门的科琳娜·雷伊。




库瓦奇兄弟抓住了科琳娜·雷伊,告诉她,他们要进去,要上楼。

此时的大楼内部,二层光线充足的编辑室里,斯特凡纳·沙博尼耶把身子倚在一张U字形会议桌上,这是他习惯的姿势。他的身边还有一名警官弗兰克·布伦索拉罗,那是政府派过来的低限度保护,负责沙博尼耶做主编的这家杂志,专门做政治讽刺的《沙尔利周刊》的安全。

平头短发,长方形的面庞,平和却不失力度的眼神,嘴唇四周和下颌及鬓角下面密布着络腮胡须,四十七岁的沙博尼耶外表有型有款。

这样的形象,原本可以做一个安静又不失吸引力的绅士,可是当他出现在媒体照片上的时候,却经常是一付挥舞拳头的样子,好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虽然那样的战斗往往是他挑起的。

2011年的时候,燃烧弹袭击了《沙尔利周刊》的办公室,因为在沙博尼耶主持下出版了一期专刊,先在上面赫然宣称请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做客座编辑,然后宣布准备出版一期《沙里亚周刊》。“沙里亚”是法语“伊斯兰教法”的意思,与“沙尔利”发音相近,这明显是在戏谑伊斯兰。这期周刊还宣称:“如果你不笑死,就抽你一百鞭”。又是在拿伊斯兰世界极端的鞭刑寻开心。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到人间的使者。从一个吉祥的夜晚开始,真主通过天使,用近三十二年的时间,向穆罕默德陆续传达着神的启示,凝结成最高经典《古兰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一切准则法规的来源。在穆罕默德召唤下,伊斯兰文明诞生、发展、壮大,一度繁盛无比,其后虽几经沉浮,却至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堂堂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创建者,穆斯林心中除了真主以外最至高无上的真理化身,竟然被描绘成给一家“低俗”讽刺杂志打工,虔诚信徒的愤怒可想而知。

燃烧弹余烟终究散去,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沙博尼耶毫不收敛,转到第二年变本加厉地推出一系列漫画,对伊斯兰教的嘲弄更加直接和放肆:穆罕默德趴在地上,高高翘起屁股,头上的头巾也给画得像一个屁股。更要命的是,一位摄影师居然就在先知的后面,拿着摄像机对着他的屁股拍摄。穆罕默德毫不羞惭,反而说道:“我的屁股?你们爱我的屁股?”

这是2012年9月,伊斯兰世界正淹没在怒火的浪潮中,一个美国加州的房地产商山姆,同时是一个拙劣的电影制作人,他搞出了一部丑化穆罕默德的廉价电影,却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冲上街头,反美游行在各国蔓延,刚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利比亚,竟然杀害了美国大使和三名外交官。

就在这时,《沙尔利周刊》的那些讽刺漫画出来了。法国政府曾经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沙博尼耶全然不听。

“火上浇油真的理智吗?明智吗?”那时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一边忙着暂时关闭在二十几个国家的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学校,一边发出自己的抱怨。



2006年以来,《沙尔利周刊》多次刊发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引起穆斯林愤怒

沙博尼耶的回应是:“我不害怕报复,我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汽车,没有贷款,这也许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在这个自由的法国,政府再不高兴,也还是要尽到保护公民的责任。沙博尼耶身边多了一个警察,一直保护他到此刻。

法国政府还想阻止本国穆斯林的抗议,沙博尼耶却不领情:“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观点,他们也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

执着己见的沙博尼耶,还有他的那些同道,其实是一群坚定的左派人士。如果把他们放在阿拉伯之春的现场,他们必定会跟那些反抗的伊斯兰民众站在一起。一直和《沙尔利周刊》合作的漫画家,已经七十六岁的卡布,就是这样一个人。

卡布年轻时曾经当过兵,参加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战争,一番经历之后,他变成了反战分子。“我在那儿接受了我的公民教育”,2014年底,卡布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这时离库瓦奇兄弟攻击《沙尔利周刊》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出发的时候我什么都搞不懂,”卡布当时对电视台记者继续说道,“回来的时候我明白我参加了最后一场殖民战争。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可以逃避兵役的……如果过去我知道可以那么干,我一定会拒绝服兵役的。”

他忘不了一个每天上午十点就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战友,讨厌那人思想里面正统的价值观,对政府、国家,还有一切高高在上的权威的不信任,早就在他的心底萌芽。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漫画的基本训练,所学的就是讽刺漫画。未成年的他就经常去马恩河边的沙隆市的市议会,旁观那里的各种会议,再将所思所想描绘在纸上,每周他会发表三幅漫画。“那时候我是去找市长和市议员的麻烦,现在则是那些众议员。”采访的时候他不无得意地这样说着。

嘲讽的对象升级了,被画笔戏弄的范围更广了,所有成功的漫画家都是这样。不单是上流社会的政府官员,各类精英,就连普通百姓也逃不出漫画家的刻薄。卡布创造了一个上嘴唇留着两撇,身型圆圆滚滚的形象勒波夫(意思就是“乡巴佬”),灵感来自他家乡一位酒馆老板。现在的酒馆由老板的儿子经营,有记者跑去问他:“你知道你父亲是漫画家卡布创作乡巴佬勒波夫的原型么?”那儿子愣了:“创作什么东西?”

“实际上他不知道什么叫‘勒波夫’(乡巴佬)”,卡布对着电视记者仍不忘了继续笑话人家。他厌烦这样“最平凡而平庸的法国人”,也包括他那个喜欢喝醉的战友,虽然也承认“我们这几个人能保命倒是全靠了他”。但是那种无知,狭隘,目光短浅的愚蠢让他永远都不能忍受,不仅是法国人,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如果表现出类似的状态,都会叫他不舒服。今天的法国,在卡布眼里,勒波夫是那种排外分子,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四十年前,他还不敢说自己是种族主义者,说他不喜欢外国人。但今天他会说出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这么说了。”卡布很担忧,“这种人对社会是有害的,但很遗憾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一部分。”

对自己身在的西方,卡布和《沙尔利周刊》都一样不客气。他们让伊斯兰的穆罕默德撅屁股,也让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张开双腿,欢笑的耶稣从其中爬出。“在很多问题上都颇为挑衅”,沙博尼耶接受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这样承认。

“事情就是这样,”他还说,“每次处理有关激进的伊斯兰教问题时,我们都会遇到问题”。

2011、2012两年的漫画早已经不是《沙尔利周刊》第一次挑战穆斯林的神经,2006年。它就转载了丹麦《日德兰邮报》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穆斯林的起诉。

“都会引起愤愤不平或是暴力的反应。”沙博尼耶对半岛电视台说。

沙博尼耶面前是一叠摊开的报纸,还有十几个杂志的员工,多数是漫画家,其中有这家杂志的两位创办人:让·卡比和乔治·沃林斯基。

11时20分这一刻,他们坐在一起,为了每星期的这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讨论下一期杂志要刊登的内容,全然不知劫难降临。




科琳娜·雷伊也是漫画家,她正在那两个武装分子的胁迫下打开了大楼的门。一进到楼内,库瓦奇兄弟就不再管她,她急忙钻进一张桌子底下。那两个拿枪的男人开始搜寻他们的目标。

王方辉听见身后有动静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从中国来法国的华人,工作的地方就在这幢大楼。

他回头看过去,门口站着那两个蒙面持枪的人,王方辉的第一反应是,碰上特种部队了?

“蹲下,蹲下!”“特种部队”厉声喝斥。一个人把枪指向了王方辉,另一个已经转身离开房间,这里不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你们是谁?”王方辉吓得哆里哆嗦,竟然忘了遵从武力的命令,本能地问了一句。

“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那人这样说着,然后抬手朝旁边就是一枪,子弹打穿了门,又击破了窗上的玻璃。

王方辉惊慌后退一步,举起双手。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吧,应该是抢东西的劫匪。

这时“劫匪”听到同伴的呼叫,立刻冲出门去。王方辉和同事急忙报警,这时他们听见楼内枪声大作……

被杀害的第一个人是保安弗雷德里克·布瓦索,他那时正呆在大堂接待桌的后面。两名凶徒走过来,开枪打死了他。接着又向大堂里射击,激烈的枪声回荡,楼里的一些人竟还以为是什么脚手架倒塌了。

赛义德和谢里夫接着冲上了二楼,去找“罪魁祸首”沙博尼耶他们。兄弟二人的胸中充满愤恨,该死的异教徒,凭什么肆意侮辱穆斯林的信仰,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沙尔利周刊》是怎样走到了今天。



遭到袭击之后,《沙尔利周刊》办公室的窗户

1970年11月9日,法国科隆贝,一位即将八十岁的老人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他叫夏尔·戴高乐。

这个名字在法国代表着一位声望仅次于拿破仑的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当时的总统蓬皮杜在广播讲话中说道,“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愿戴高乐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

正因为这样尊崇的地位,哪怕戴高乐生前早已立下遗嘱:葬礼“仪式必须极其简单”,“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可是12日他下葬的那天,法国仍然宣布当天为国丧日。巴黎圣母院内,大主教马尔蒂主持隆重的安灵弥撒。蓬皮杜和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威尔士亲王、伊朗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等众多国家领袖及政要到场,哀悼这个他们其实并不都那么喜欢的伟人。

戴高乐的荣耀在他死后的时刻达到了顶峰。

然而就在举国吊唁的时候,16日却有一本杂志上给自己的报道起了这样的标题:《科隆贝悲剧性舞会:死者一名》。刚刚举行戴高乐葬仪的科隆贝被描绘成舞场,“死者一名”当然是指戴高乐不过是舞客而已。

这家杂志的名字叫《切腹》,也就是《沙尔利周刊》的前身。

这些刻薄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一个逝者就是这般不留情面,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这个被捧上天的大英雄。

他们与大人物的恩怨由来已久,戴高乐是右派,《切腹》的文化人都属于左翼,甚至是极左派,自然互相看不顺眼。不过引爆他们如此仇视戴高乐的直接导火索,恐怕还是两年多前那场震撼全球的“五月风暴”。

1968年5月,巴黎陷入混乱。凯旋门下,香榭丽舍大道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挥舞的红旗。左翼的学生占领大学校园,左派知识分子群起声援,工人也加入抗争的行列,最高潮时全国有一千万人罢工,警察和示威者冲突不断。这时的总统戴高乐突然失踪,连政府总理蓬皮杜和部长们一时都不知道他的去向。左派政治家,十三年后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这个时候公开呼吁戴高乐下台,他自己则要出马竞选总统。

可是戴高乐没有被打倒,他的“失踪”不过是去了一次德国巴登—巴登的法军基地,得到了法国将领的支持。然后泰然自若回到巴黎。在5月30日下午发表广播讲话:“共和国决不退却。”

他的话音落下,上百万支持者涌上街头,人数远超过反对派的力量。“五月风暴”迅速走上下坡路,占领公共机构的人在半个月后自动撤出,一场巨大的危机就这样逐渐平息。虽然近一年后戴高乐就辞职告别政坛,但他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生存了下来,直到今天。

《切腹》的文人和艺术家,肯定是“五月风暴”的坚定支持者,“革命”的受挫,不得不仍旧生活在戴高乐阴影之下,他们心中必定义愤难平。现在戴高乐死了,他们心里不会有悲伤的感觉,只想再嘲弄这个老头子一次。

连死人都不放过,这样做也并非是《切腹》的人天性刻毒。他们依照的不过是欧洲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传统,以玩笑和讽刺的力量挑战权威。

两千三百年前,马其顿国王安提格纽斯一世派人召学者昔欧里特斯,这位国王只有一只健康的眼睛,昔欧里特斯竟然对国王的使者说:“我知道你要把我给Cyciops生吃。”Cyciops是荷马史诗里的独眼怪兽,昔欧里特斯用这个典故拿国王开涮。

和权贵开玩笑是危险的,昔欧里特斯被判处死刑,但他毫不后悔。安提格纽斯发话说只要他“站在国王的双眼前”,也就是当面谢罪,就可以免除死刑。可是昔欧里特斯居然还抓住国王一只眼这件事不放,认为不可能站在国王的“双眼”前面,所以“缓刑是不可能的”。他就这样决然走上死路。

不管昔欧里特斯该不该嘲笑一个人的残疾(那时的人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情怀),他谈笑间藐视权贵的风骨穿越了漫长的时空,流传给一代代欧洲文明的继承人。哪怕在二战中受纳粹严控的德国,也仍然有一位牧师约瑟夫·穆勒讲出这样的段子:一个在战场上重伤将死的士兵,请求牧师把希特勒和戈林的照片放在自己两边,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像耶稣在两个贼人之间那样死去了。”(耶稣当年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两个贼人与他一同受刑)

穆勒牧师被纳粹判了死刑。但是总有人继续拆穿权力的假面,也总有人不放弃把权贵肆意贬损的乐趣。18世纪的法国,王室就已经是饱受嘲讽的对象,之后就连武功盖世的拿破仑,当他一步步背离共和制度,假借终身执政的名义,朝皇帝之位迈进的时候,也被漫画家描绘成一个在前台表演的魔术师,后面的团队正准备着换上皇权的宝座。敌对的英国漫画家更是不遗余力糟蹋拿破仑,以致在1802年拿破仑想要让英国承诺:“凡是指责他的人格和政策的文人作家,都应当视同杀人犯和骗子,按照引渡条例移交法国”。这当然没有奏效,在这以后,英国漫画家干脆将他的皇后约瑟芬曾经恣情纵欲的两性关系也在画笔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拿破仑再怎样强悍,他的时代也很快成为飘散的历史云烟,漫画家和权势的较量却继续进行。1831年,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脑袋被画得像一只鸭梨,刊登在巴黎的《漫画》杂志上面。创作这幅漫画的动机,仅仅是因为作者夏尔·菲利蓬觉得菲利浦的头就是像鸭梨。法院以“侮辱国王”的名义判他有罪,菲利蓬并不退缩,直接把自己在法庭的辩护词刊登在《漫画》上。

从那以后,《漫画》和菲利蓬创办的另一份杂志《喧哗》曾经在一年内被控告四十五次,杂志收入的一半花在了官司上面,编辑人员经常坐牢。但是这些都挡不住对当权者的抨击,就像1839年英国作家李顿·爱德华·鲍威尔在他的剧本里写下的一句话:“笔杆比武器更有力”。

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之间,欧洲的言论空间在一步步扩大。

不过在1970年11月这个时候,法国还是忍受不了《切腹》拿戴高乐的逝世开涮,内务部长下令禁止这本杂志出版。

于是《切腹》的员工立刻重新开办了一家杂志,用了美国一个漫画卡通人物查理·布朗的名字作刊名,“查理”在法语中的发音是“沙尔利”,这就是现在的《沙尔利周刊》。

“沙尔利”或“查理”又是“查尔斯”的昵称,“查尔斯”在法语里面的发音正好是戴高乐的名字夏尔。《沙尔利周刊》再次成功戏耍了戴高乐。


18世纪的法国左翼讽刺漫画

其实《沙尔利周刊》的销量并不大,到了1981年,它甚至都经营不下去,被迫停刊。不过到了1992年,时隔十一年后,《沙尔利周刊》又得到重生,但它的销路依然有限,最多也不超过六万份。与之相比,法国最成功的讽刺杂志《拴住的鸭子》的销售超越了一百万。

虽然规模有限,可是论惹是生非的能力,《沙尔利周刊》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2006年转载丹麦《日德兰邮报》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那次,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不能不发表声明:“任何可能伤害他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事都应避免。行使言论自由应该本着负责任的精神。”

面对总统的责备,《沙尔利周刊》立刻用十二名文化人的联名信作出回答:“我们,作家、记者、知识分子,呼吁抵抗宗教极权主义,推动自由平等和世俗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是嘲笑。”2012年,就在搞得法国政府急匆匆关闭驻外机构的时候,惹事的《沙尔利周刊》继续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

就在遭受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袭击之前,沙博尼耶曾经创作一幅漫画,一位伊斯兰极端分子装扮的男人站立在“法国尚未遭到袭击”的文字下方,说自己在1月底之前都可以许下新年的愿望。

他没想到竟然真的一语成谶。




今天的会议已经快要结束了,编辑室的众人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房门就被打开,一个凶徒冲了进来,一看他那全身黑衣的装扮,周刊记者洛朗·莱热一时竟也以为碰上了特种部队。

可是这个人口中却喊出一句:“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这可不是特种兵的言行。

“沙博在哪儿?沙博在哪儿?”凶徒接下来大喊,“沙博”是沙博尼耶的昵称,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沙博尼耶,然后朝他开枪。接着向屋子里的其他人开火。

莱热一头扎进墙角一张桌子后面,然后看见同事们在枪声中一个个倒在地面,包括沙博尼耶和老斗士卡布。

枪声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房间里充满了火药味儿。

暴露在枪口下的所有人几乎都非死即伤,那名负责保卫的警察也在其中。但是女自由撰稿人西格莱恩·樊松没有事,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凶徒却对她说:“我不会杀你,因为你是女人,我们不杀妇女,但你必须皈依伊斯兰教,阅读古兰经,把自己遮盖起来。”

库瓦奇兄弟随即离开,口中继续大叫:“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他们心中的自己,绝不是冷血残忍的屠夫,反倒是献身信仰的勇士,那些欧洲人才是魔鬼,活该被消灭。

像赛义德和谢里夫这样的穆斯林,何以对西方社会仇恨到了这种地步?

2014年,法国上映了一部喜剧电影《一连串婚礼》,讲述的是四个法国姐妹,分别嫁给了穆斯林、犹太人、中国人,还有非洲黑人,之间的习性和文化差异闹腾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不过最终他们都还能坐在一起唱国歌《马赛曲》,在都是法国人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然而现实并没有这么让人欢乐。

在巴茨—肖蒙的公园慢跑的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全都是出生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从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生活在多元、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却没有成为宽容、平和的公民,反而变成了偏狭、暴力的杀手。

又何止是他们。古里巴利那位女友阿雅·博姆迪安的父亲,当听说她与袭击《沙尔利周刊》有关的时候简直惊呆了,无法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卷入恐怖组织。

这位父亲属于那样的一代移民,他们与世无争地生活在欧洲人的城市,勤勤恳恳地做着底层的工作,为社会提供最基础的生活服务。整整几代外来移民就是这样度过了他们的岁月,时间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七十年前,二战后的欧洲,硝烟刚刚散尽,战争留下的废墟遍地,满目疮痍。好在有马歇尔计划的救助,凋敝的西欧逐渐重现生机,然而难题依然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战火对生命的大规模杀戮,英、法、德等国人口减员,劳动力严重不足。

内部缺少人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寻求外援。美国在战时就曾经用短期合同的办法引入大量墨西哥人,维持了本国工业的正常运转。此时的西方各国也只能这样做,它们纷纷启动“客工”计划,吸引大批外国劳力过来打工。这些人大多来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非洲、中东的穆斯林,他们离欧洲距离最短,自然近水楼台。各个工厂、建筑工地、矿山,还有酒店餐馆,到处都可以看到穆斯林的员工。在他们匆匆忙碌的身影周围,西欧正急速复兴,经济繁荣的脚步不可阻挡。沐浴在现代化世界的光泽当中,分享着比祖国更多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许多穆斯林已经不可能只想当一个临时的过客。同时西欧国家也发现,经济越发达,它们就越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原本只是应急的“客工”计划不能不一年年延长,也一年年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970年代,穆斯林移民已经有几百万,占了西欧劳动力的6%,再把他们当做“客人”已经毫无意义。西德率先放弃“客工”计划,其它各国随即纷纷效仿。穆斯林终于在西方社会站稳了脚,有了和那些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到了这一步,阿雅父亲这样的移民心满意足,在他们眼中,再多的想往都是奢求。

可是阿雅他们不这样看。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包容与自由没什么感觉,或许是因为已经把这些看成天经地义。能够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更可能是这个世界向他们给予时的种种不足,也包括不公。

赛义德和谢里夫生长的巴黎北城区,是这座国际都市的贫困地带。众多穆斯林移民聚居在这里,巴黎的瑰丽调色板离不开他们劳作交汇出来的底色。可是他们居住的公共设施,还有学校的教育,都比不过那些欧洲白人。有的穆斯林青年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却不能拼写基本的法语单词,学校的教育在他身上竟然如此失败。这其中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但如果总有一批这样的年轻人早早辍学,游荡在街头,与人厮混。只是单纯指责个人,就已经不足以抹平他们和欧洲文明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

这些不“长进”的年轻人,即便他们想在这个社会寻得一个正常的立足之地,那微薄的期望也很难得到满足。找工作的时候,雇主不喜欢招用这些从贫困街区走出来的人,不相信他们能当一个可靠的员工,如此一年年下来,贫困街区的失业率竟高达20%。

缺乏工作,无所事事,加上长时间混迹街头,这种状态下的人,很容易去做违法的勾当。从偷东西到贩毒,都晃动着移民后裔青春期的身影。

不是谁都只想这个样子虚度一生,赛义德、谢里夫,还有古里巴利和阿雅,他们看似与其他人一样放浪无羁,其实内心在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

一个人假如在前行中受挫,他很可能会掉回头去,拥抱曾经被他丢弃的某些东西,只要那些事物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和依靠。对那些在西方长大的穆斯林后代来说,一度被阿雅无视的伊斯兰教,正可以填充他们失落后的巨大虚空。

这股回归伊斯兰的潮流并不完全是穆斯林青年的自我创造。阿雅父亲那样的移民中,许多人早就在他们的后代的心中,打上了伊斯兰教的深深烙印。

八百年前,欧洲基督教方济各教会的教士走进伊斯兰世界,向穆斯林宣讲《圣经》的真谛。这些人很快沮丧地发现,穆斯林并不与他们争辩什么,却也根本不信服基督的箴言。直到今天,沉默但不顺从,这似乎仍是许多欧洲穆斯林拒绝西方文明的办法。

不管如何显得与世无争,老一代穆斯林移民对西方现代化的花花世界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们平静如水的神情背后,是对种种光怪陆离,伤风败俗的时髦玩意的讨厌甚至憎恶。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赛义德·库特卜,就是在美国生活过之后彻底厌弃了西方文明,万千已经定局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不可能这样极端,但他们中不少人也和库特卜一样不喜欢欧洲人那种简直是随心所欲,多么混乱糟糕的生活都畅行无阻的德性。在他们心中,这是堕落,是对神明的大不敬。他们不希望受到那些渎神观念的玷辱,更不想自己的儿女被“污染”,失去了穆斯林的本真。有些人干脆把孩子送回祖国,接受正统的伊斯兰教育。谢里夫、阿雅这样的年轻穆斯林,即便在青春期反叛的时候,身心里面其实已经积淀了父辈们言行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决定抛弃西方“丑陋”的时候,能够那样轻而易举地重新皈依祖先世世代代的传统。

面对这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欧洲主流社会根本没想好该怎样应对,事实上他们也从来不知道如何接纳众多的穆斯林移民。

欧洲国家并非绝对排斥外来人口,法国总理瓦尔斯就是移民,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戈一人拥有法国和另一个国家的双重国籍。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来自西班牙,和法国同在基督教文化的覆盖之下,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隔阂。当欧洲人的目光投向穆斯林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穆斯林原本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基督徒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欧洲不是美国那样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大批土生土长的白人并不习惯跟一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外来者共同生活。可是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社区居然来了这样的人,新邻居在他们眼里的形象也不讨喜,男人严肃古板,女人头巾蒙面。得知今后将和这些人长期共同生活,即便他们并没有大声反对,但已经本能地和新人拉开距离,甚至干脆搬家离开。许多地方单独的穆斯林社区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不管怎样不适应,穆斯林移民的浪潮继续汹涌而来。虽然至今他们在欧洲的人口比例还超不过10%,当这些人口却大多生活在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城市里面,因此就格外惹眼。欧洲各国不能不关注到他们的存在,为了让他们与本土人和平相处,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德国不愿意看到穆斯林移民成为和现代文明抗衡的力量。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伊斯兰教在德国有宗教地位,所以不必费心在学校给土耳其等国移民的子弟开设伊斯兰宗教课程。如果移民想要接受伊斯兰熏陶,他们只能向自己的母国寻求帮助,德国政府甚至也愿意将移民的教育交给土耳其等国家自行管理。默克尔总理对移民的态度是希望他们“讲德语,融入德国社会”。“不应且将来也不会成为移民国家”,这是历代德国领导人一贯的态度。生活在这样的政策下,在学校读书的年轻一代穆斯林更容易反感西方教育,更疏远德国主流社会。

英国和德国完全相反,他们尽力给移民和英国本土人同等的住房、就业、教育等权利,放任穆斯林形成自己的聚居区,政府从来不多加干涉,甚至连正常的身份检查都可以多年不做。一些未成年白人女孩长期受到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男子的性侵,警察却总是不予立案,除了认为这些女孩都是自己行为不检点,出事是“百分之百自愿”的以外,警方也不想因为调查这些少数族裔招来“种族歧视”的指责,“吃不到鱼惹一身腥”。结果有的受害白人女孩的家长反倒不得不带着孩子离开了世代生活的英国。可是这样的放纵也没有让一些穆斯林心存感激,他们反而觉得被英国忽视,这种“忽视”也被当做是“歧视”,被认定还是在把他们当“二等公民”。

法国既不否认自己是移民接收国,又不肯让穆斯林自行其是。他们建立覆盖全国的穆斯林理事会,各级机构由选举产生,要让民主和伊斯兰传统结合起来。他们不禁止伊斯兰思想,却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戴头巾,理由是这样违反世俗原则,完全忘记了世俗原则恰恰是让人们各自按照个人的意愿生活,戴头巾只是个人选择,并没有妨碍到周围的任何人。法国还要求清真寺降低塔尖的高度,减少信徒祷告的次数。虽然“将共和国法律置于伊斯兰教教法之上”的观念并不错,但这样明显地限制穆斯林习俗,不可能不令这些人不满,甚至产生愤怒和仇恨。这也让法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打击目标,2013年欧盟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次数中,法国占了41.4%。

各不相同的政策都没有完全奏效,种种矛盾敌意的暗流早已涌动多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让问题雪上加霜。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穆斯林青年就业更难。大环境的变化让积蓄多时的愤懑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正在此时,从这些穆斯林的故地传来一个惊动世界的消息,也带给一批极端青年出头的希望:横跨叙利亚伊拉克大片领土的“伊斯兰国”成立了。

这个试图完全按照他们认为的古老教义行事的“国度”,让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亢奋不已,这其中就包括古里巴利和阿雅。至于那些关于“伊斯兰国”暴行的报道,许多年轻穆斯林都选择不相信,认为那不过是西方反伊斯兰的抹黑。阿雅公开对法国政府的人说,媒体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无辜的人正在被美国人杀戮,他们需要保护。

几千欧洲人前往“伊斯兰国”参战,这里面就有一千人左右的法国人,其中多数自然是穆斯林。欧洲各国已经开始担心,这些参加“圣战”的人一旦回国,将会成为在欧洲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定时炸弹”。

恐怖近在眼前,反恐的力量却严重不足。法国有恐怖嫌疑的人不到一千人,但如果二十四小时追踪他们,每个嫌疑人就必须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负责监控,这样一来,国内安全总局就需要动用一万五千至两万人,而它的员工却只有三千五百到四千人。

因为把目光盯在那些曾经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斯兰国”战斗过的法国人身上,没有这个经历的赛义德和谢里夫虽然也在安全部门的名单上,但没有受到重视,没人想到正是他们将要震动法国和世界。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杀了人的库瓦奇兄弟呼喊着走回《沙尔利周刊》外面的尼古拉-艾培路,街道并不宽阔,两边停车线内几乎停满了各色车辆,让这里显得更加局促。

一辆黑色雪铁龙在等待着两位凶徒,里面坐着正是他们的同伙艾米第·古里巴利。

三个人已经不能这样轻松地离开了,在凶徒身后的大楼里,还活着的周刊作家格雷已经按动了警铃,并和外界通了电话:“报警,这是大屠杀、血洗。大家都死了。”

警察出现了,狭窄的街道上,双方交起火来。起先枪声不大(应该是警方的射击),传到附近的楼房,有人可能以为是什么意外的声响,比如鞭炮,竟然还吹了声口哨。但接下来连续几声爆炸似的轰响(或许是凶徒的强大火力),这个人不由得惊呼起来,知道出了大事。

驳火的街头,面对警方的阻击,凶徒毫不畏惧,举枪高喊着“我们替先知穆罕默德报了仇,我们摧毁了《沙尔利周刊》!”他们朝着警车连射十几枪,这才转身钻进雪铁龙汽车,驾车逃跑。

喋血者遭到另一辆警车的拦截,他们不顾一切地向警车猛射,被击中的警员踉跄着下车。喋血者继续开枪,等到那名警察倒地,他们朝他奔跑过去。

警察倒在街边人行道上,武器已经丢在一边,事实上他也是穆斯林,名叫艾哈迈德。他微微抬起双手,似乎是在表示投降。然而喋血者不予理会,在跑到警察跟前时,仿佛是顺手地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脚步没有停下。他们跑回了雪铁龙,逃之夭夭。

雪铁龙一直奔驰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场,三个喋血者才将它丢弃,结果不小心将其中一人的身份证也丢在车内,成为警方查找凶手的重要线索。

他们又劫持了一辆雷诺汽车,继续逃亡。

一支铅笔被一名女子举起在半空,在她哀戚的面容后面,是雨中祭吊的人群,他们都是为了《沙尔利周刊》而来,悼念死难的生命,还有被伤害的自由。

案发当天,巴黎共和广场,不计其数的人聚集到一起,悲悯死者,抗议恐怖。网络上一张图片迅速流传:黑色的背景上只有两行白色的文字:我们是沙尔利。

“毋庸置疑是恐怖袭击”,枪击后赶往现场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道。

几乎全世界的高层精英都反对赛义德、谢里夫和古里巴利的行为,民间也自发以行动支持言论自由,血案当天发行的《沙尔利周刊》不到黄昏就已经在巴黎各报亭销售一空,有些平常不读书看报的人也购买了一份。

“我们都身陷苦楚,感到哀伤恐惧,”活下来的周刊专栏作家裴路在惨案的第二天说道,“但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会出版杂志,因为愚蠢将落败。”

坚定和勇气展现着自己的强大,但这并不能让敌对的攻击偃旗息鼓。恐怖事件刚刚发生,《沙尔利周刊》的官网就被黑客侵入,在页面上斥责周刊长期侮辱穆斯林先知,“在网络世界,我们就是你们的诅咒”。一名二十岁的土耳其IT专业学生告诉记者,事情是他干的,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法国巴黎,人们抬着《沙尔利周刊》逝世者的棺材

在西方世界,最初的震惊和哀伤过后,反躬自问的声音开始浮现。

“言论自由是法国社会的重要价值,但它是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绝对价值吗?”法国思想史学者于格南在给右翼《费加罗报》写的信中说,“……并不是要以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而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表达方式负责任。”

同样是以挖苦人为业的同行,英国讽刺作家威尔·邵夫也对《沙尔利周刊》不以为然,他觉得好的文字会“让循规蹈矩的人不安,赋予不安的人以慰藉……你不知道他们(《沙尔利周刊》)到底在让谁不安,也不知道他们抚慰谁。”他特意强调:“我不是在为枪击者辩护,他们的行为绝对是不能饶恕的,但我们也应该想想,在一个人们动不动就从‘言论自由’中获得高潮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质疑行使这种自由需要承担的责任。”

另一位媒体同业者,《金融时报》欧洲版主编托尼·巴伯也指斥《沙尔利周刊》:“当他们在挑逗穆斯林时,自以为在为自由而战,实际上只不过在表现他们的愚蠢。”

即使在以捍卫自由著称的美国,当欧洲媒体为支持言论自由,纷纷刊登《沙尔利周刊》漫画的时候,美联社、CNN以及诸多主流新闻机构,统统拒绝刊登这样的漫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尼也在重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同时,表达了对《沙尔利周刊》立场的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这个漫画是一种冒犯,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煽动。”

既要言论自由,又要懂得自我克制,尤其不应该故意冒犯他人。这样的期望看上去没有一丝纰漏,完美无缺。

然而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



1月8日,星期四,法国宣布将在这一天为《沙尔利周刊》全民默哀一分钟。

然而杀戮仍没有停止。

就在这天上午的蒙鲁日(一座位置在巴黎南面的城镇)地铁站外面的街上,两个人在争吵,引来了一名女警,当她想要调解冲突时,其中一个人突然拿出枪来朝警察开火,女警重伤倒地,旁边的一名清洁工也被子弹击中。

开枪者身穿防弹衣,转身逃进了地铁站,他正是古里巴利,这时的他已经和赛义德、谢里夫分开。那两个兄弟拿着AK47自动步枪,在巴黎东北方向八十公里外打劫了一个加油站,抢走了一些食物和汽油,警方判断他们打算重返巴黎,很可能要再次发动恐怖袭击。不过他们很快就把那辆也是抢来的雷诺车丢弃在加油站附近的镇子上,他们的“圣战”旗帜以及燃烧弹都统统扔在车子里。

蒙鲁日的女警不治身亡,凶手还逍遥法外。政府出动了八万八千人的警力,其中三千余人专门搜索嫌犯,其他力量全面戒备包括总统府爱丽舍宫在内各个重要地点。

紧张的空气中,默哀的时刻到了。这时的法国理应全体肃穆,可是在移民为主的地区,有的学校根本没参加这个活动,即便在参加的学校里,也有学生故意捣乱。

另一方面,全国发生了多起袭击清真寺事件,东部一家清真寺附近的土耳其烤肉店也发生爆炸,幸好无人伤亡。

种族和教派的仇恨不是从库瓦奇兄弟和古里巴利开始,同样不会因为他们结束。这是两大文明命中注定的冲突,悠远而持久。

警方继续搜索,他们认为赛义德和谢里夫就躲在加油站周边的地方。

天网恢恢,库瓦奇兄弟越来越难以藏身。到了9日早晨,他们不得不再冒一次险,两个人从一个女子手中抢了一辆标致牌汽车,在大雨中继续上路前行。

可是他们很快就遭遇了警方。双方奔驰在2号国家公路上,互相交火射击,雨水淋漓之下展开一场真实版的飞车大战。

在离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约十二公里的小镇马尔坦昂戈埃勒,两兄弟逃进了一个工业区。他们这时依然像袭击《沙尔利周刊》时一样穿着黑衣与防弹衣,以致又被人当成是反恐警察,销售员迪迪埃看见他俩,还主动上前握手,结果得到一句:“走吧,我不杀平民。”

迪迪埃赶紧走了,然后报警。

赛义德和谢里夫在一家印刷厂劫持了一名员工做人质,和赶到的警察对峙。

整个马尔坦昂戈埃勒登时如临大敌,五架直升机飞到印刷厂上空,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的“黑豹”突击队也来了。

雨已经停了,仍然阴沉的天空下,印刷厂对面的楼上,闪动着警方狙击手的身影。一辆外貌极像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家伙出现在现场,那其实是AMX—10RC轮式装甲侦察车,不过配有105毫米线膛炮。“两人已经被锁定,事情差不多要到结局了。”巴黎的一位警长说。

赛义德和谢里夫似乎并无畏惧,当警方找两个人谈判,他们宣称准备“像烈士一样死去”。

这天下午1时40分,巴黎文森斯地铁站附近的一家犹太超市,身穿防弹衣的古里巴利走进来,他突然开枪,四个人质应声倒下。

古里巴利指挥剩余人质拆下超市里的摄像头,有几个人避开他的视线,逃进了超市的地下空间。

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个瘦削的黑人小伙儿,来自马里的拉萨纳·巴蒂利,二十四岁,到法国已经九年,还没成为法国公民。他也是穆斯林,做的事情与古里巴利截然相反,他把慌乱的逃难者带进了冷藏室,关掉了电灯和冷藏的电源,以免被地上那个杀手发现。

“你们安静呆在这里,”他告诉这些人,“我要到外面去。”

他乘货运电梯升到地面,逃出了超市。已经赶到周围的警察以为他是恐怖分子,命令他举手趴下,将他拷了起来。

一个半小时之后,警方才确定他并非嫌犯,获释的他向警察说明超市里的情形,还有冷藏室的位置。

警方又封锁了超市附近区域,内政部长卡泽纳夫亲临指挥,警方筹划着攻击行动。

古里巴利以人质要挟,要求警方放过赛义德和谢里夫,但是他显然对此没抱什么希望,他最想做的是最后一次向世界发声。他从人质中选出一个叫米凯·埃尔的人,命令这个人打电话联系电视台。

埃尔偷偷拨了警方的号码。警方告诉他,正在准备进攻,要埃尔告知人质都趴在地上别动。

下午五时左右,马尔坦昂戈埃勒那边率先发动攻势。一切只持续了二十秒,警方在赛义德和谢里夫的藏身处破门而入,兄弟俩统统被击毙,人质获救。

在文森斯超市,警察正准备炸开一扇门进入超市,古里巴利从里面向他们开枪。警方立刻还击,然后爆炸的火光闪耀,警察冲进超市,古里巴利身中四十枪,倒地身亡。

这一天,《沙尔利周刊》的幸存者挤进了左派报纸《解放报》的办公室,原来的办公地点仍然不能使用,他们只好暂借此地工作,面前的圆形玻璃桌子上摆着五台电脑,那是另一家报纸《世界报》捐赠给他们的。

他们仍然要继续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嘲弄。“除了笑之外,我们别的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高级编辑比亚尔后来对记者说,惨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度假。

两天后,公元2015年1月11日的下午,奥朗德、卡梅伦、默克尔等四十几个国家的政要站立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上,连敌对的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也在他们中间。上百万民众聚集在这里,加入一场捍卫自由、反击暴力的大游行。法国乃至欧洲的多个地方也同步举行了游行。

十四点四十三分,游行队伍走出共和国广场,街道上拥满了人流。横幅、标语、“我是沙尔利”的字样遍布人群之中,几乎所有人都身穿黑衣。

主流社会再次显示了他们仍然是领导世界的力量。然而万众一心的画面尽管震撼,对文明的威胁却不会因此烟消云散。支持自由的声音湮没不了Facebook网页上正流传着一句话:“Je ne suis pas Charlie”(我不是沙尔利)。

许多人在这句话下面点赞,大部分都是法国的穆斯林。实际上在大游行的前一天,Twitter上就在流行另一句话:“我是库瓦奇”。



2015年1月11日,百万民众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上举起“我是沙尔利”的标语

游行第二天晚间九点多,《沙尔利周刊》在《解放报》的临时编辑部忽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有人甚至戏谑地高喊:“真主至大!”

他们是在庆贺新一期杂志的封面诞生,笔名吕兹的漫画家雷纳德·吕齐埃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穆罕默德哭着举起了“Je suis pas Charlie”(我是沙尔利)的牌子。

不等这一期《沙尔利周刊》正式发行,新封面就已经在网上传开:穆罕默德头上还有一行标题:一切皆被宽恕。

还是那样没有忌讳的挑逗。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Twitter账号对法国恫吓:“将开始在你们的大街上宰杀你们。”

当惨案后新的《沙尔利周刊》上市时,巴黎人从早上六点就开始抢购,十分钟内这份杂志全部卖光。可是在另外许多地方,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纷纷上街抗议。

也有令人欣慰的消息,那位拯救了一批人质生命的穆斯林小伙子巴蒂利,因为他的勇敢正直,获得了法国国籍。


http://www.wx135.com/articles/20150825/55dc0fa3-c324-48f2-994c-088102734e20.html

【作者简介】1966年生人,喜爱文史及写作,文章见于各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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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xiaolu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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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5-11-15   
谢谢卡拉的文章!
阿平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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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5-11-15   
《查理周刊》改无理周刊得了,有些事做过分了!
为流血的巴黎难过。为那些无辜的生命难过。
随遇而安
卡拉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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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5-11-15   
我个人不支持《查理周刊》因为他们做事无底线。新近对俄罗斯空难的嘲讽让人无法接受。少数人的无知却要整个社会来买单。


查理周刊漫画再讽俄罗斯空难 这次更下流(图)

来源:观察者网



最新一期的《查理周刊》封面刊登下流漫画,嘲讽俄罗斯空难

  上周四(11月5日),法国知名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刊登了两幅嘲讽俄罗斯空难的漫画,其戏谑的态度令公众哗然。俄罗斯众官员称该杂志这种行为是对遇难者的“亵渎”,更有网友表示“《查理周刊》是法国的耻辱”。然而,面对这些指责,《查理周刊》不仅没有出面道歉,更没有收敛的打算。

  据俄罗斯塔斯社(巴黎)11月12日报道,当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查理周刊》又刊登了一张讽刺俄客机的漫画,而且这次,这张内容下流的漫画被安排在了封面上。

  漫画上是一架正在坠落的飞机,其尾部正遭受火箭的袭击(据西媒报道飞机尾部残骸的机皮从里往外翻,可能是炸弹所致)。飞机尾部的轮廓被作者刻意画成了人体某个器官的形态。漫画左上角用黄字写着“西奈空难”,右下角用更大的白字写着“性爱视频终于来了!”。

  据俄媒报道,这期杂志的内刊中还有一副关于西奈空难的漫画,画的是一架二十世纪中期的螺旋桨轰炸机正在投放包裹,包裹上写着“瓦尔布埃纳的性爱录像”,下方穿着大袍子、留大胡子的光头男子正在慌忙躲避。漫画标题是“法国正用自己的方式打击'IS'”。《查理周刊》用这幅漫画来讽刺日前“法国足球运动员瓦尔布埃纳因性爱录像被敲诈”一事,瓦尔布埃纳曾于2014年加盟莫斯科迪纳摩球队。

  在过去的两周,《查理周刊》连续刊登漫画嘲讽致224人遇难的俄罗斯空难,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抵制。

  但据俄媒报道,法国外交部官员日前却表示,法国政府并不会干预这些杂志的行为,称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而11月6号《查理周刊》主编杰拉德·贝尔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曾表示不理解俄罗斯公众为什么要批判刊登在5号出版的杂志上的漫画,“我只是不明白,我们是一家民主的、无神论的、报道热门事件的杂志,‘亵渎’一词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像其他任何一家杂志一样评论实事。”他表示,之前刊登的两幅漫画并不是针对空难遇难者,“我们的漫画从来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的,我们对热点事件做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每周的工作。”
[ 此帖被卡拉在11-15-2015 10:04重新编辑 ]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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