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环球时报
我曾经用发高烧的比喻向外国留学生讲述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变革和主流思潮的演变：1840年至今，中国经历了一个变革动能由低到高不断升级，然后又逐步降温的历史，恰如一场大病袭来，渐趋恶化，然后经过肌体内部潜能的对抗，逐步痊愈。变革动能的消长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生存焦虑与忧患意识的聚散。
中国是从1840年开始面临外患的。中华帝国原以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他人皆蛮夷。19世纪中期，欧洲蛮夷比我们先进的事实，让一部分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需要变革，需要学人家的“船坚炮利”。但是“洋务”的三十年低热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甲午战争失败了，于是有另一派人站出来说：问题出在宪政制度层面上。中国的意识形态热度上升，迎来了戊戌变法。变法夭折，危机感和变革热度再次上升，辛亥革命登场；此后革命成果又为军阀所窃，一战虽胜犹败，激进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根子已经烂掉，革命的对象不仅是政权，更应当有文明本身，于是有了五四运动。
此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试图对包括土地、阶级和文字在内的所有东西进行重整，把整个文明推倒重来。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消除民族的生存焦虑，由于强敌环伺，不安全感带来的高烧进一步升温。60年代的中国真的实施了早年所梦想的那种对传统文明的“彻底格式化”，显然是发烧严重到了昏厥说胡话的地步；并非巧合的是，60年代的中国处于美苏两强的夹攻中，危机感最强。
“两弹一星”帮助中国跨过安全门槛，联合国席位确立了我们世界大国地位，中国的意识形态热潮也恰在此时悄然见顶。70年代是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起步时期，1979年的政策相当于恢复建国初的制度安排，估计其体温降到了39度以下。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东西恰恰可以对应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主题，估计体温大概也在38.5度左右；到了90年代，人们的思想迅速地统一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改良路径上来，（对应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估计热度大约在 38度。
而时至今天，中国在各大国中似乎最为成功，不少人觉得我们的制度虽不完美却非一无是处，只要技术上能自主创新力争上游，照样可以崛起。这种论调的背后，恍惚间又让人看到150年前洋务派的主题词：“船坚炮利”。奇妙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前120多年意识形态浪潮持续升温，后40多年逐步退烧，曲线升降两侧的各个主题还颇为对称。
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我们走出了那个一阵阵发冷汗的时代，不再说胡话，回归正常状态。危机感固然消退了，但是百年国耻留下的 “受害人情结”仍然存在。这种情结让我们对他国总是心存疑虑、愤愤不平，不是觉得人人试图合起伙来害我，就是觉得谁都对不起我。这种心态并非中国独有，饱受殖民之苦的非洲、印度皆然。虽颇值得同情，但是不利于一个崛起大国同列强心平气和地共处一室。所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相当于是病愈后的大摆筵席，不管是新朋还是旧敌，来的都是客。热闹气派甚至故意铺张，就是为了向世界也向自己宣示复兴，从而抚平自己心中的创伤。
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民族来说，改革的内在动能不能太过衰减，应当得到珍惜和维护。一定程度上的紧张与危机感也许是必要的，否则，自满自伐、固步自封，就不能与时俱进，顺天承命。当然，“危机－反应－动员”这种动能和紧张必须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理性的程度上，可能的话，不超过38度为宜。维持这一动能的方法当然不能是自寻外辱，而是要时刻提醒每一个细胞：生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者：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