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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多維時報》:華人在美國當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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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2-28   

《多維時報》:華人在美國當小販

多維記者: 呂賢修

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這是一些勤勞工作的人﹐修鞋的黃銀城﹑賣羊肉串的施先生﹑擺攤兜售小擺飾的戴芳﹑畫家喬健﹑賣服裝鞋帽的蔡常春﹑電話卡商販陳小姐﹐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是紐約街頭的一線風景...... ....

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國的陳小姐,過去在衣廠工作,目前在紐約東百老匯以兜售電話卡維生,家裡還有兩名幼子。

自2003年下半年起,紐約市警方以無照兜售為法源,連續逮捕此地電話卡小販,並沒收其貨品。許多人在一個禮拜內,就連續被逮捕三次。說起這段躲避警察的日子,陳小姐激動中掩不住的,盡是落寞:

“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守規矩,只是政府已經沒有執照給我們了。希望警察應該轉移他們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強盜,那些真正違法的人......

你看許多沒有工作的人,最後被逼上絕路,不是去偷去搶就是去賭。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不會、也不能走上這條路......

我們不想拿政府的錢,不想政府給我們工作,只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養活我們自己。”

東百老匯電話卡小販的遭遇,也許是許多紐約街頭小販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紐約到底有多少小販?沒人拿的準。但根據民間組織的估計,目前的數量約是一萬名。而 受限於執照的法定數量,4010張執照及許可,早在1993年便已全數用盡。這也導致紐約的小販目前有六成是非法設攤,終日需以躲避警察為生。

祖籍上海的施先生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我這裡有 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面,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 過來。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蔡常春在蘇活區擺攤的他,專作觀光客生意。夏天賣太陽眼鏡、遮陽帽、T恤和一些紀念品。冬天則賣毛線帽、手套、圍巾和披風。他說:“在華埠有小販執照的人 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十多年前就申請了。有人用、有人沒用,但都先申請了,最起碼沒工作時還可以有點收入。否則現在在堅尼街上,一個小店鋪動不動就要 五千塊以上的租金,賣這些小東西,根本就賺不了錢。”

對於小販的存廢,眾說紛紜。有人由此看出一個偉大城市的多元性,認為應該將其發揚光大;有人認為是家鄉傳統的一部份,割捨不去。也有人視之為妨礙進步的毒瘤,欲除之而後快。

而小販的生存權,也一如許多新移民的議題,總需在法理情之間不斷尋覓平衡點。但最令人好奇的還是,平衡點究竟在哪裡?

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這是一些勤勞工作的人﹐修鞋的黃銀城﹑賣羊肉串的施先生﹑擺攤兜售小擺飾的戴芳﹑畫家喬健﹑賣服裝鞋帽的蔡常春﹑電話卡商販陳小姐﹐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是紐約街頭的一線風景......



“冰糖葫蘆…大個兒的山楂,精粹的冰糖,咬一口甜掉牙嘍!”

清朗的叫賣聲,是屬於你我的共同記憶。印象中,這些街頭小販的表情,總是愉悅而知足的。曾幾何時,物換星移。在這片異鄉的土地上,熟悉的身影依舊穿梭於大街小巷間,但小販的表情,卻已模糊地叫人記不清。

也許是離鄉背井的羞怯,也許是寄人籬下的壓力,小販們漸漸低下了頭,彎下了腰,躲進了角落。向前看!總是最好的理由。一如許多被刻意遺忘的過去,還有那不想承續的包袱。


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曼哈頓橋下的修鞋師傅黃銀城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黃銀城:見到鞋子就認識主人

行經華埠曼哈頓大橋橋墩下,一幅對比鮮明的畫面,也許會抓住路人的視線。一位衣著光鮮的女孩,低頭凝視一旁的師傅,修補她心愛的高跟鞋。頭頂上呼嘯穿梭的 地鐵,吶喊著紐約的繁忙。而半蹲半坐在角落的修鞋匠,正默默地展現他自豪的技藝。一動一靜之間,古老的傳統,在摩登的城市,終能覓得一地落腳。

黃銀城,35歲,溫州人,10年前移民來紐約。過去曾在衣廠工作5年,但隨著製衣業的的蕭條,工廠也關門了。由於過去在大陸就是做皮鞋的師傅,他在5年前,開始擺攤修皮鞋。

在震耳欲聾的地鐵聲中,他拉開嗓門解釋“以前也在葛蘭街和勿街擺過,三年前發現這橋下可以遮雨,人也不少,就決定待在這了。現在穩定了,大家每天經過,也都知道我在這裡,要修鞋就會來找我。”而談到擾人的地鐵噪音,他則淡淡地說,習慣了。

指著一旁半電動、半手搖的工具,他說明﹕“這是打磨鞋邊的,那個是拋光的,這個是縫鞋面的…這機器是從浙江海運來的,這種機器,在中國大概已經有4、50年的歷史了,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在用。因為機器簡單,麻煩也少些。”

“曾經有個美國人指著我的這套機器說,這樣的設備在美國幾百年前就有了,中國人用這樣的工具,怎麼可以做出好東西?我跟他說,我們中國人,不是靠設備,靠的是腳踏實地的經驗。”他自傲地說。

談到修鞋,黃銀城似乎有一肚子的學問,“一般鞋子常壞的地方是鞋後跟的外緣,用釘子和膠水補上一塊橡膠,就可以繼續穿了,修一次至少可以再穿四個月,這樣只要6塊錢。如果又磨壞了,還可以再換。”

“修鞋底的話,平均修好一雙要20分鐘。我這有拖鞋,客人可以坐在這等,順便陪我聊天。”他解釋,修鞋的過程中,他也與許多客人成了朋友。



“這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了,但誰又知道明天是不是還可以擺?”在蘇活區擺攤的蔡常春擔心地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消費主義至上的美國,似乎很難想像仍然有人想穿修過的鞋。對此,他解釋﹐“有人家裡有很多鞋,但穿來穿去,總還是穿那雙舊的,他們說﹐穿新的鞋像在受 罪。也有些客人,一雙鞋穿了十幾年,所有能壞的地方都壞過了,也都修過了。我跟他說,你這雙鞋,修修補捕的錢,都可以買一雙新的了。我叫他丟掉,他不肯, 他說他對這雙鞋有感情。”

“很多鞋子我都已經認識了,看到鞋子,就知道主人是誰了…哈!”他大笑。

“常常有女孩子,愛漂亮買了細跟的高跟鞋,結果沒辦法走路,拿來讓我幫他換個粗一點的鞋跟底,或是改短一點。”他指指一旁的工具箱,裡面有各類的高跟鞋底。

遇到這種愛漂亮的客人,黃銀城會建議她們﹐“常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腰酸背痛,我會建議她把鞋跟改矮一點,或是買鞋跟粗一點的鞋,不但比較耐穿,而且也健康。”

談到修鞋的成就感,他說“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一雙鞋,我認為該修就修,不該修,我就不修!建議客人去買雙新的。”

“也有些人跟我說,你還這麼年輕,為什麼不跟大家一樣去做餐館?我覺得做這個就是自由。薪水呢,跟在餐館打工也差不多,又不用看老闆的臉色。在這裡,我就是老闆!”他解釋。

談到未來,他想了想,“將來…想開一家修鞋店。我覺得修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因為大家都有能力買名牌了,但又捨不得丟。”

與黃銀城握手道再會﹐粗糙的手掌,沾滿鞋油和膠水,就像他說的,那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

施先生:顧客多是鄰居

有人說小販是中國的傳統之一。方便、便宜、人情味,似乎是許多華人購物時的第一考慮。想想看,每天一早出門,是誰第一個跟你問早?那邊買東西好殺價?而夜歸時,是否也曾期待能在巷口的小攤,買點宵夜,慰勞自己的辛勞?

施先生,祖籍上海,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對於這項轉變,他說“沒辦法,老了,人家不要了…”

說起烤肉,除了一些秘密,像是醃肉的配方、收入等等,施先生都很樂意分享他的心得﹐“烤肉就是要在路邊,現烤現吃才好吃!我每天一早就起來處理肉串,賣吃 的,講求的就是新鮮。在新疆,我們吃烤羊肉,是用新鮮的羊肉,現切、現串、現烤,完全不醃的,但是在這裡,為了配合大家的口味,必須先處理。”

“烤肉這種東西,白天吃的人不多,做的只是過路人的生意。但是晚上,人就多了,尤其是7點到11點,有人是想吃點心,多數都是我這附近的鄰居。他們常說,吃上癮了,而且離家近。”

“我這裡有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面,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過來。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在法拉盛有許多中東人,他們不吃豬肉,我也不賣豬肉,所以他們常常來,我也因此交了許多中東人朋友。”

“警察當然會管啦!他們開單的理由可多了,比如說馬路不乾淨,或有人檢舉冒煙啦!吃了罰單就要出庭,然後就罰錢啦!警察和法官各做各的工作,警察是不會聽 你的解釋的,說開單就開單。有時候他們會說,你不囉唆,我就只開一張,再多說,就開三張。但是上了法庭,法庭上有各族裔的口頭翻譯,法官會給你機會解釋 的。有時候看你不是累犯,是不小心的,會判得少一點。我覺得,跟警察比起來,法官還是比較明理的。”

“攤子的許可證是我向一個外國人租的,但是我自己有食物小販執照。我也想過要自己申請一個許可證,但已經沒有名額了。”

“將來呢,我也想開店做生意。至於做什麼生意,現在還在考慮,但本錢還是要先存的。”

戴芳:吃張罰單﹐一天就白干了

每逢假日,在華埠的堅尼路上,熙熙攘攘的,幾乎都是好奇的觀光客。這些人中,有些只是想來吃中國菜;有些是來買廉價的香水、手錶;當然,也有些人只是為了 便宜的仿冒商品而來。但夾雜在人潮之中,某些不甚起眼的角落裡,中國人天賦的巧手,結合古老的傳承,也創造出許多令外人驚奇的街頭文化。以下兩者,既可為 例。

戴芳,45歲,湖北人,半年前與丈夫及小孩移民美國。目前在曼哈頓中、下城街頭,販賣棕櫚葉編的小動物造型擺飾。

談到當小販的甘苦,她說:

我以前在中國是賣衣服的,才剛來美國幾個月,沒有賣多久。以前都是我妹妹在賣,她賣的比較好,因為她比較會說英文。因為客人會問很多,要講很多,外國人都很好奇的,我又什麼都不會說,要就要,不要就沒辦法啦。

也曾去過其它的地方啊,像是百老匯、砲台公園、還有49街、因為那邊觀光客多些。

這些小動物是用棕櫚葉編的,有蛇、雞、烏龜、馬、龍…小的、簡單的,3元或5元一個,大的、複雜的,一隻15元、20元。這種大的,做一隻要4、5個小時,都是用手做的。今年是雞年,所以雞賣的很好。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我妹妹教我的,她也是跟別人學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有時候站一天才賣十幾塊,有時後一天都不開張還要吃罰單。收到罰單,我也看不懂,都是拿回家給我的小孩看。開單的理由,他有時候是說你的東西沒有標價錢嘍,或是與店家距離不夠嘍。

警察一來就要看執照,可是我們這種賣手工藝的,是不用執照的,但要有有稅號。警察是不會每天開單啦,人家一天才賺多少錢?你如果每天開,人家怎麼生活啊?

每次看到警察來,就嚇得要死,因為一天賺不到幾塊錢,吃張罰單,就完了。他跟我說什麼,我也聽不懂。

該來紐約的時候,有一次我在這邊幫我妹妹顧攤子,因為她臨時要去拿貨。當時我身上什麼都沒有,沒有執照、沒有稅號、也沒有家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有一個便 衣警察走過來,我以為他是遊客,他拿出證件,我也看不懂,後來他拿出罰單,哇!我一看是罰單,才知道他是警察。他問我什麼,我只會說不知道,說實話,我真 的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才剛來沒幾天。

那個警察後來找了一個路人做翻譯,那個人告訴我,如果妳什麼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坐牢了。嚇死我了!後來還好警察也沒耐心,就說說算了。

我知道﹐如果一個地方已經有擺了,那我就不能去擺。還有,就是別人商店的門口,是一定不能擺的,因為絕對會吃罰單。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警察不讓我在這裡 擺,那我就不擺嘍,再換個地方就是了,總比吃罰單好吧!因為我很配合、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警察對我的態度也都還算不錯。

這些東西好難賣的,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手套啊、或是其它的東西的,因為每個人都要戴手套的嘛,也一定要吃東西的嘛,但是這種東西,人家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沒有執照,什麼都不能賣。而且我聽說現在根本申請不到執照。

做這個,我也只是想存些錢,將來可以和妹妹作些小生意。

喬健: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一塊燙衣板、一盒顏料、幾支簡單的工具,細的、寬的、扁的、圓的,加上幾張畫紙,生意就可以開張了。這是目前華埠隨處可見的一種街頭創作,用中國傳統的繪畫及書法,為人寫名字。販賣的,不只是創意,還有西方人潛意識裡對東方文化的濡慕。

喬健,北方人,來美國已十多年,之前在中國也是學藝術的,喜歡畫些水彩畫及素描。據他表示,剛來美國時什麼工都做過,像裝修、送貨、餐館等,但摸清了底之後,最後還是決定幹這個老本行,轉眼也做了五、六年了。

我覺得做這個自由,一般沒事我就來,我來得晚,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來。

畫這種東西,很難說誰畫的好,誰畫的不好,只能看客人喜歡那個人的風格,自個兒決定。我的畫法…我是從時代廣場來的,跟唐人街這邊的不一樣,每個地方也都 有每個地方的派系。唐人街這邊,畫風比較細膩,有點國畫式的,也比較花時間。但我們在時代廣場的,就比較抽象一些,重視的是形體。

像我最愛畫的這些龍,每隻都不一樣。有些外國人會跑來問我,你會不會畫龍?他是專門蒐集龍的,那時候我就會翻出來讓他選。可是有時候有些黑人拿我們的龍開玩笑,出個四塊、五塊想要買,我才不賣!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許多客人有時只是好玩,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寫成中國字是什麼樣子?有時候只是來紐約,買個紀念品,尤其是外州的遊客,因為他們那邊沒這種東西。也有人會很好奇地問這幾個中國字是什麼意思?所以寫的時候要選擇比較雅的字。

記得在911發生後,生意特好!越是危險,越是有人不怕死,觀光客特別多。每個人都想帶些紀念品回去,不像現在,逛街的人多,花錢的人少。

主要還是做旅遊季節,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幾十張都有。有時候一天也畫不了一張,只有去一些博物館附近碰碰運氣,就當成沒事出來練習練習書法吧…哈哈!

我覺得畫這個,多多少少還是有文化上的意義,像是畫些龍啊、熊貓什麼的,有時也順便向老外介紹介紹。還有,到今天還是有人問我,中國在哪裡?我就畫個圖,跟他們說一下。

警察會管!怎麼不管!紐約警察是神經病!發神經的時候就給你開張罰單。有時候他心情好也開,不好的時候也開,理由是亂七八糟,什麼理由都有。比如說馬路要多少尺、什麼這邊人太多了、什麼幾點以前不能擺等等。

他有時候來了一批實習的警察,或新的警察,來練習開罰單。就沿著這條街,一路開下去,拿你取樂。練習到都會開了,就走了,再也不管了。在這是這樣,在時代廣場也一樣。最多的時候,一天收到六、七張罰單,氣死人!

我覺得有些警察有點歧視,像是老黑、或是一些老外在街邊賣東西的,他就不管,專門找中國人麻煩。大概是華人的英文都不行,想解釋都解釋不清。我的英文還可以,但跟警察解釋,他也不聽,叫我跟法官解釋去。

去過好幾次法庭了,許多罰單都打下來了,因為法官一看就知道警察是在胡鬧。去法院就是花時間,有時候人多的話,就是一天不見了。法官一般來說,人都還不錯,他們也知道中國人英文都不行,如果差不多,就算了。

這也不是違法的事,這種街頭藝術是不需要執照的,我們也都有報稅證件。警察真的有本事,就去對付那些犯罪的,不要來搞我們!

搶地盤的事,在這邊的確有。有時候是有來了個老外,我在這擺的好好的,他來了就拿個包往你這一放,說這是他的地方。很多中國人會害怕,摸摸鼻子就走了,他們就是欺負中國人,而很多剛來的人,就是怕麻煩。

我是來的久了,看的多了,我才不怕他們呢!這哪裡寫了字說是你的地方?這是Chinatown!Ok﹖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我的家人都還在國內,小孩已經23歲了,也是個畫畫的。如果接不過來…我想等存夠了錢,就回中國去了,那畢竟還是自己的國家。


蔡常春:誰知道明天怎麼樣呢?

華人的小販文化,可區分為兩大部分,一則專供內需,如蔬菜水果、熟食小吃、衣服鞋襪、修理鐘錶或皮鞋等。至於想作觀光客生意的,在華埠的市場日漸飽和,幾乎已是一位難求的情況下,許多人必須向陌生的的環境挑戰。而鄰近的華爾街以及蘇活區,也往往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

蔡常春,浙江人,20多年前移民來美國,做過餐館工,後來轉行做廚具,經常要搬重物。但三年前,不慎在工作中扭傷了腰,老闆賠償幾千塊後,就把他解雇了。

目前在蘇活區擺攤的他,專作觀光客生意。夏天賣太陽眼鏡、遮陽帽、T恤和一些紀念品。冬天則賣毛線帽、手套、圍巾和披風。談起做小販的生活,他說:

還好我在來美國不久後,就學大家申請了一張小販的執照,現在才能保住生活!在華埠有小販執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十多年前就申請了。有人用、有人 沒用,但都先申請了,最起碼沒工作時還可以有點收入。否則現在在堅尼街上,一個小店鋪動不動就要五千塊以上的租金,賣這些小東西,根本就賺不了錢。


“基本上只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在法拉盛緬街賣烤肉串的施先生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一年到頭,就靠像聖誕節這種假日賺錢,平常時沒什麼生意。遇到下雨、下雪我就不出門了,因為腰受不了,也算是看天氣吃飯吧!

因為東西多半是賣給美國人的,所以平常站在街頭,就會特別觀察他們的穿著,戴什麼樣的帽子,現在流行什麼等等,作為進貨時的參考。

像今年流行粉紅色的,還有像這種毛絨的圍巾,也是今年開始流行的,賣得特別好。但是這種流行度高的,明年可能就沒人買了,所以我現在已經開始殺價賣出。像 這個圍巾,原本是12元,我現在10元就賣了。因為你如果10元不賣,他逛到下一個攤子,10塊錢就給別人賺走了,所以我就先下手為強。做生意就是這樣 子,我故意賣得比附近其他小販便宜一塊錢,薄利多銷了。

每次進貨,賣得好的,就多進一點。沒賣過的,每種只進一件,加上不同顏色,那就很多了。雖然我發現黑色賣得最好,我猜因為好搭配吧!但其他顏色都還是要有,最起碼攤子看起來熱鬧些。

以前也曾經趕流行,學人家賣水晶。誰曉得一下子就不流行了,現在倉庫裡還堆了一堆存貨。


我覺得做這個自由,一般沒事我就來,我來得晚,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來。”街頭畫家喬健說。(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最難忘的是,2003年夏天,紐約大停電那天,附近所有的上班族都得走路回家,可是那些女孩子都穿高跟鞋,我正好有賣一些拖鞋,一下子就被搶光了,連補貨都來不及。

我也想過去堅尼街上擺,但是觀察的結果,發現那邊能擺的位置,都已經有人擺了,而且往往也都在那擺好幾年了。蘇活這邊,現在也幾乎飽和了,你看到街上還有 空位,那些都是不能擺的。比如說公車站牌附近、地鐵出口、路口、地鐵通風口,還有距離店家大門不足的地方,都不能擺。

我現在擺的這個位置,在兩個店家的大門中間的對面,而且斜角距離兩個門都有20尺。不是每個地方都符合這些條件的,符合的地方,往往都已經有人擺了。所以如果要換地方擺,一定要自己先量一次,搞不好吃罰單就麻煩了。

我們在這邊,多多少少還是會妨礙到店家上下貨。而且他們認為這裡高級的消費區,街上不應該有小販。所以雖然這是一個合法的位置,但店家或房東經常會打電話向警察抱怨,警察就會來量。

做這門生意,賺多賺少無所謂,最怕的就是面對警察,因為我們不懂英文。之前我在前面那一帶擺攤,警察就經常來開罰單或驅離。搬到這一個禮拜後,警察又來 了,說這邊不能擺,叫我往旁邊移,我就移了。結果隔天,就有另一個警察來開罰單了,因為他叫我搬的地方,根本就不能擺。

我可以跟你保證,看似寬敞的百老匯,扣掉一堆限制,其實能擺的地方也不多了,都被搶光了。而且現在已經不再發新執照了,因為能擺的地方都已經飽和了。發新的執照,也沒地方擺,除非開放更多的地方。

我每年報兩次稅,像一月到六月,沒什麼生意,就少報一點。下半年生意好些,就多報一點,隨便我自己報,大概就報個幾百塊錢。

訪談中,蔡常春低頭檢起了風吹過來的塑膠袋。他說,維持街道的整潔,客人買東西也舒服點,店家也少點抱怨的藉口。

我的小孩都在工作了,也勸我不要出來了。但是在家裡悶啊,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房子也還要供貸款,也不能老賴著孩子。所以和他們協調的結果是,天氣不好,就不出來了。我今年59歲,在做個幾年,賣到65歲,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了。

天色暗了,在刺骨的寒風中,蔡常春點起瓦斯燈。好在有這盞燈,帶來些許的溫暖。他說,平常天黑後,這邊街上就沒人了。但是這幾天人多,又沒下雪,就多待一會兒看看吧!

雖然說再一個鐘頭就要回家了,但他還是細心地把攤子上的東西一件件擺好,看了又看,又再調整調整,就像是對待一間自己的店鋪一樣。

臨別時,他說出自己的擔心“這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了,但誰又知道明天是不是還可以擺?”

電話卡小販:我們只要一個機會

綜觀紐約小販的生存現況,似乎就是近代移民歷史及結構的縮影。早期的移民,在各種限額尚未飽和之時,皆已先一步佔得較有利的位置。而後到者,在政策未進一步開放前,多半也只能險中求存。公平與否?但憑人心。

走過華埠的東百老匯,不難發現,此地已儼然成為電話卡銷售的集散地。夾雜在各類商店及貨物之間,不足一尺見方的電話卡小攤,隨處可見。但與其它攤子不同的 是,攤子的主人,經常躲在別人的店門後,四處張望。而更甚者,小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攤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

自去年下半年起,紐約市警方以無照兜售為法源,連續逮捕此地電話卡小販,並依法沒收貨品。據許多小販表示,這等於把他們逼上絕路。

陳小姐,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國。丈夫在外州餐館打工,自己以前在衣廠工作,但目前以兜售電話卡維生,家裡還有兩名幼子。

說起這終日與警察打交道的日子,激動中掩不住的,盡是落寞:

整天要擔心警察是我最生氣的事,像罪犯一樣。也不是說警察態度不好,只是覺得沒道理,我們又沒做什麼違法的事。

這些警察都是穿著便衣來,我們根本躲不掉。現在我們不是看到警察就害怕,而是看到老外就害怕,整天提心吊膽的。

一般的時候,我們看到警察來,就自動跟他們走嘍,沒辦法啦!因為我們英文也不會說,警察說什麼也聽不懂。

在警察局裡,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強盜,他們都很囂張,我們就和他們關在一起,很害怕。

依照順序,先做筆錄、再打指模、然後照相。警察說我們是犯規,不是犯法,不會有案底,然後就叫我們按規定出庭。

每次出庭,就是罰95塊。我們一天才做多少?賣電話卡,現在利潤很薄的,一張才賺2、3毛。如果警察沒收我的電話卡,那就更慘了!每次都要損失好幾百塊。

除了罰款外,還要做一天義務勞動。公園管理處的人會帶我們去掃公園,早上七點就要去報到,他們有車帶我們去每個公園掃,一直掃到下午三點,很累。

反正我覺得我們賣電話卡的最冤枉。那些賣假包的,賺得比我們多,也是去掃。連小偷也是罰掃一天,居然跟我們同樣的待遇,我們就跟小偷沒兩樣。

我們當然想申請一張執照,不用再躲躲藏藏。也去找過律師,但是律師說,現在要申請小販的執照,只有你是退伍軍人才可能。我們也有找社團幫忙,像是林則徐基金會啦,他們也是很熱心地幫忙,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是違規,所他們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們也不是佔人行道很多,甚至比賣水果的還少,而且我們賣的只是電話卡,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假名牌,也不丟垃圾。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守規矩,只是他們沒有牌給我們了。希望警察應該轉移他們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強盜,那些真正違法的人。

我們每天就是這麼過的,如果我們真的妨礙到什麼,比如說阻礙交通,你可以開罰單,我們願意接受,但只要一個機會。你看許多沒有工作的人,最後被逼上絕路,不是去偷去搶就是去賭。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不會、也不能走上這條路。

我們不想拿政府的錢,不想政府給我們工作,只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養活我們自己。



消費者:親切、方便

居住在華埠的江小姐,拿著剛買來的烤肉串說,“我覺得多一些賣吃的小販,很好呀!可以讓這個地方興旺起來。還有,這也是一種中國文化。”

她接著說“因為我們沒錢買貴的東西吃嘛,所以有人做一些不同風味的東西,這也很好。我覺得警察不要抓,他們靠這個生活,應該支持他們,應該給他們一個專門可以賣的地方,因為這裡擺一點,那裡擺一點,好像我們中國人很沒有公德心。”

“像華埠的中央街,每天早上都有小販在賣菜,賣吃的、穿的、用的,我覺得很好,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鄉一樣。如果我上早班的話,七點多就可以順便買菜,很方 便,因為很多商店還沒有開門。小販的價錢不一定會比較便宜,但就是新鮮。”江小姐解釋自己喜歡小販的原因。

在東百老匯路旁買電話卡的王先生則說,“都是老關係了,熟了嘛!跟他們買也有3、4年了。他們親切呀!就一直跟他們拿嘍!說實話,街上有那麼多電話卡,那麼多賣電話卡的人,叫我隨隨便便去買,我也不敢買,誰知道會買到好的,還是不好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或是其它的東西的,但是沒有執照,什麼都不能賣。”賣草編小動物的戴芳認為。(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王先生的經驗是,小販比較親切,“熟了就是朋友,打個電話來要電話卡的號碼,下次經過,再來付錢,也方便嘛!我今天來不是買電話卡,是來付他們錢的,我們 都是講信用的。我讓她報號碼給我,也是相信她呀!不會給我偷分鐘。她也相信我,一定會來付錢,對不對?這就是一種人情嘛!他們也是多半在作老客戶,比較好 溝通嘍!”

至於警察的取締,他認為“以前我都跟她老公買,現在換她做啦,還是繼續跟她買。她老公也是常常被抓,怕了,就改行啦!但多數的溫州人就是不怕死,反正你今天抓,我明天還是再出來。而且說實話,他們也只是打一份工,政府應該給他們一條生路的,總比去做壞事好吧!”

店家:良性與惡性競爭

在堅尼路一家商場內賣皮包的王小姐說,“小販在外面,當然對我們的生意會有影響,他們跟我們賣類似的東西,又不用交店租和稅金,價錢也比較低。和他們拼價 錢的結果,就是我們這些店家沒有利潤。”“我不覺得是他們幫我們吸引客人來,沒有人來華埠,是為了逛小攤來的。小販是一種寄生蟲,賺店家的週邊利潤,如果 沒有店家,小販不可能自己生存!”

同樣是在華埠的一家商場內做生意,賣古玩的張先生則說,“我覺得如果是有執照的小販,應該要給他們地方擺。”

對於競爭,他認為“客人自己也知道,在不一樣的地方買東西、品質是不一樣的。而且店裡面、或商場裡面、有空調,也比較舒服,客源是不一樣的,可以刷卡,也比較有保障。價格不一樣,服務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衝突也不大,因為賣的是不同的東西。”

“就像我曾在孔子大廈旁買菜,實在是便宜地無法想像。但是回家後才發現,許多菜放沒兩天就爛了。我想很多在那裡買菜的人,自己心裡也知道,這只是運氣問題。”張先生提出自己的經驗。

在法拉盛緬街開服飾店的莊小姐,對於店家與小販的關係,有另一種看法。“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小販也是其中一種。你看像South Street或Seaport,就是很多小販,有行人街,也形成一種特色,吸引很多人。如果法拉盛也能有一個行人街,讓小販擺上街頭。店裡面有店裡面的生 意,外頭也有一些便宜的東西,大家都很熱鬧,這也很好,也是一種消費文化。”

她認為,只要是有執照,就表示小販們有在付稅,對經濟有貢獻。而許多賣衣服的人,本身也是做批發的。批發的對象,也不只是一般店家,還包括小販,這也是一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批發商:共存共榮

想知道街頭小販最常販售哪些商品?走一趟中城的批發區,就可以一目了然。從皮包、皮帶、小首飾、香水、花、盆栽、帽子、T恤到小型電器,這裡應有盡有。當然,也包括了夏天裡小販最常賣的,許多紐約市的紀念品。


電話卡小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攤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下雨天走訪這個區域,會發現到處都是搬貨的人。由於下雨天生意不好,所以多數的店家及小販都選擇此時來進貨。

中城百老匯及27、28、29街一帶,原本就是紐約,甚至鄰近外州小商品批發的中心。而據當地商家表示,近十年來,隨著中國製造業及出口的興旺,越來越多的中國店家進駐該商圈,其中又以福州、溫州商人居多數。到現在,應該已經有超過50家的規模。

七個月前才剛由零售轉行做批發的David Liu說,店裡出貨對象,以紐約市來說,因為小販是紐約的特有行業,一般商家與小販都很多。但出了紐約,鄰近的外州,像賓州、新澤西,則幾乎都是店家來批 貨。而來批貨的人,以非洲裔、拉丁裔、及華人居多,但華人並不會特別多。

由於每天與小商家、小販接觸,大家反應的,都是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也是David由零售轉而做批發的原因。

而談到競爭,David說,店內多數皮包的批發價大約8到10塊。一般商家大約可以賺到一倍的利潤,而小販,雖然經營成本低,但是必須靠削價競爭,所以利潤也差不多,不會特別高。

他分析,許多商家有自己的倉庫,可以一次多進些貨,降低進貨的成本,但是也產生了庫存的壓力。小販呢,多數靠的都是薄利多銷,進貨的次數比較頻繁,但是量都不大。

“你看像這樣一個包,我們一個款式要進10種顏色,因為空間有限,一般店家都很難達到齊全,只能選比較好賣的顏色進貨,更別說是小販了。他們很多都只是試探性的進很少的量試試看,等到發現市場需求後,再開始多進一些。”David舉例說。

而與小販間最常做的交易,他表示,像皮包這種有季節性、流行性的商品,每種款式的壽命都不常。遇到壓錯寶,庫存的壓力太大,或是已經明顯退流行的皮包,一個5塊都要賣。而許多小販,就是趁這個時候來撿便宜貨。

另一家位於29街上的批發公司,主要商品為太陽眼鏡,與紐約市的相關紀念品,如印有自由女神像、帝國大廈或紐約的鑰匙圈、筆、打火機及T恤等。

公司負責人吳小姐表示,紀念品零售的利潤其實很高,像一般批發價一打賣9塊的商品,零售商一個可以賣3塊。

她分析冬天小販喜歡賣的,多半都是帽子、圍巾、手套這類的商品。至於夏天,除了觀光客喜歡的小紀念品,太陽眼鏡、遮陽帽、和T恤,都賣得不錯。

其它還有一些季節性的商品,像是情人節禮物,吳小姐指著一旁成堆的巧克力結合塑膠玫瑰的禮盒,和各式各樣象徵愛情的玩偶,還有母親節、聖誕節、萬聖節的應景商品。她指出這些壽命都非常短,只有幾天到一個禮拜而已,商品設計的變化也不大,每年都可以賣。

小販的生意,在她看來,幾乎是跟著節日進行。而同樣地,這也是店內出貨量的高峰。“每年過完年之後,就是情人節、母親節,再來就是國慶日,一些印有國旗, 或是一些帶有燈泡、會發光的,可以參加晚會、派對的商品會賣得特別好。接著就是暑假的觀光潮,賣太陽眼鏡,和一些小紀念品。然後就是萬聖節、聖誕節,一年 生意好的時間,大概就是這些了。”她說。

吳小姐分析,作為批發商,因為每天關在店裡面,對於外界的敏感度很低。“常常都是等到外面的商家,尤其是第一線的小販,跑來問店裡有沒有這個、那個的,才會發現原來突然流行起什麼東西。”

她指著地上的商品說,“像這些印有Support Our Troops(支持軍隊)的貼紙,伊拉克戰爭開始後,突然一下子就流行起來,一天總有幾十個人跑來問。但很快地,就突然沒人要了。”

“其實,你看看街頭小販在賣些什麼,大概就知道現在是什麼日子,有什麼大事了。”吳小姐說。

僑界與民間組織

陳玉駒: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對於華人社區的小販文化,中華公所主席陳玉駒認為,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據他瞭解,華埠當地的居民,對於小販有兩種看法,一是他們妨礙了交通,對行人造成不便。但一些人覺得小販賣的東西便宜而且新鮮,而且對大家也是一種方便。

而就商家而言,“的確,因為他們要負擔店租,經常有抱怨。但是換個角度看,商家有店面,可以陳列的貨品也多,選擇也多。但小販的商品比較單一,競爭力也不如商家。”他說。

陳玉駒覺得,新移民從事這項工作,是不應該受到歧視的。小販是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一種謀生方法,適合本錢小的人,而且靈活,與開店相比,風險也比較小。

根據他的觀察,這些年來,華埠小販的數量確實變多了,因為許多新移民以此維生。而華埠衣廠工業的沒落,也的確造成一些後遺症,尤其是婦女的就業問題。對於這種現象,小販並不失為是一種就業的再開始。

“因為新移民人口比例上的改變,目前華埠的小販,以福州鄉親較多。許多早期以此維生的廣東移民,在存夠錢之後,也都慢慢轉行了。而這種情形,現在在福州人及越南人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他說明。

陳玉駒認為,新移民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透過自己的勞動,得到合理的利潤,不能讓他們流離失所,或是轉而從事犯罪活動,變成另一種社會的問題。

談到警方的取締,他表示,警察掃蕩街頭違法的小販,在華埠的歷史上來看,是屢見不鮮。從盜版光碟、仿冒名牌、到最近的電話卡。而他要再強調的,還是守法的觀念。

“政府的法規,應該有它的根據,而嚴格的法規,也是為了保障多數人。”陳玉駒說明自己對法律的看法,並表示目前就法規方面,公所尚未向地區議員表示過修法的需求。

顧雅明:小販不能帶來繁榮

針對小販問題,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理事長顧雅明表示,法拉盛的小販數量,與華埠比起來,的確是少的多。而原因,他認為是因為警方執法嚴格。

依顧雅明瞭解,就法拉盛的多數商家而言,大家最在意的,應該是社區的環境及給外人的印象。

他認為,中國人值得珍惜的文化很多,但小販不是一種很好的文化。尤其是製造環境的髒與亂,而且這與方便無關,他覺得大家到店裡面買東西,不會比較不方便。

“而且,你在路邊買東西,壞了找誰換?”他懷疑。

“小販擺在路上,就算警察不來,店家都會打電話報警。我不認為小販能帶來繁榮。相反的,他們影響了交通的順暢,以及生活的環境。”“法拉盛行人流量大,小販往人行道上一擺,大家連路都沒辦法走了,常常要走到車道上去,很危險!”他說明。

至於報稅的問題,顧雅明認為“小販就算有了報稅號碼、有了執照,也不會去報稅!”

傅鶴鳴:我們不能倒退走

法拉盛發展中心負責人,同時也是每年法拉盛街坊節(Street Fair)的主辦人傅鶴鳴認為,華埠是因為在曼哈頓,所以可以負荷那麼多小攤子,但是法拉盛如果走那種方向,肯定會走向貧窮與沒落。

談到他所策劃的街坊節,傅鶴鳴表示“街坊節在紐約是很普遍的,我覺得法拉盛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曼哈頓一樣,他們有的我們也可以有。法拉盛需要更多的商業活動,而這類小型的活動,吸引外來的觀光客是不至於,但是最起碼讓皇后區本地的居民,多些選擇。”

從2001年開始,每年四月到十月,法拉盛都會封閉凱辛納大道,舉辦兩至三次街坊節,而每次大約可容納50至60個攤位。對此,傅鶴鳴說明,以這樣的規模而言,是差不多了,攤位也不能再成長了。

“普遍而言,居民和商家都很支持,但是多了也不行,因為商家會抱怨。辦活動雖然會帶來人潮,但是街道一封,商家連貨都沒辦法進。”他補充。

“我覺得這對居民、商家和小販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我辦街坊節的目的,絕對不是希望攤販變多!”傅鶴鳴強調。

至於一般商家對小販的看法,他表示“許多商家覺得,我付了店租,在這賣這個東西,但是你在街邊,用比較低的價錢,賣跟我一樣的東西。大家進貨的來源都差不 多,但是你實際的成本卻比我低。你不但搶了我的生意,還佔了我門前的通道,而且不交稅,對地方的發展也沒什麼貢獻。”

而綜觀法拉盛未來的商業發展,傅鶴鳴分析“小販的問題,就短期來看,因為新移民多,沒辦法,是個過渡期,但是我們不能倒退走!我覺得,因為現在還在新移民 的一股風潮中,小販看起來會是一個特別的現象,但這應該已經是最高峰了。當中國經濟發展成熟之後,將來外移的人口必然會有質與量的轉變,小販這門生意,也 會逐漸離開中國人的圈子。而那時後,也許會有另一群人接手繼續做。”

黃克鏘: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

美國林則徐基金會主席黃克鏘,從不避諱說他與小販是在同一陣線上。他認為,雖然法律的目的應是照顧多數人的需要,但也應用情與理來檢視法律是否有錯誤?是否有需要依現況修改?

他質疑“這些人被抓,是的,應該被抓。但政府有沒有給他們生存的機會,幫他們從非法走向合法,對社會有所貢獻?這些人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你叫他去打入主流社會?”

“有地產的人,多半歡迎小販。因為人來往的多,生意才會興旺,租金才收的多。但是有些人,在成功之後,就忘記自己過去有多苦,不會想要幫助別人!說什麼妨礙產業升級…等於是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吃肉呢?”他不平地說。

對於警方的取締,黃克鏘同意,警察的責任就是執法,在法律沒有改之前,他們就是要照辦。而因為警察總是站在最前線,所以許多人抱怨的對象都是警察。

“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他強調。

此外,他也提到過去的協調經驗。“上次在孔子大廈的社區會議上,我們有與郭亞倫提過電話卡小販的事。但他表示不知道有這種事,而且覺得不可思議,他說他會注意這種事。但到底有沒有?我們也不知道。”



1990年由福州來到美國。在這 十多年間,他曾經做過餐館工,也曾在街邊修皮鞋、賣衣服,倍嚐人情冷暖。2003年夏天,他用手邊的積蓄,在法拉盛的凱辛納大道上,頂下了一間店鋪,成為 一家服裝店的老闆。對於許多還在街邊奮鬥的小販們,他想說“天下的飯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

談起往事,鮑建國回憶:

剛來美國時,一開始流浪了很多地方。在新澤西做餐館,後來又去波多黎各,在親戚的餐館裡做了五年。2001年,我太太移民過來,我就和她一起到法拉盛來,開始在45路和緬街那裡修皮鞋。

法拉盛是個有人情味的地方,我在這得到許多貴人的相助。當時我找不到攤位,有一位做魚丸的老闆,把他的店門口租給我們一小塊。我修鞋,我太太擺小攤,賣一些像襪子啊,小玩具等等的東西。


曾經也在街邊奮鬥的鮑建國,2003年夏天,他用手邊的積蓄,在法拉盛的凱辛納大道上,頂下了一間店鋪,成為一家服裝店的老闆。對於小販們,他想說“天下的飯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街頭擺攤,最辛苦的,就是天氣,冬天冷、夏天熱,還要提防警察。當時我們也有想過要申請一張小販的執照,但是託朋友打聽的結果是,如果早幾年,或許還有機會。但是在當時,根本沒有名額。我們的想法是,一定要儘快轉變成合法的生意。

最難忘的,就是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沒什麼人。我一個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買了一杯熱咖啡請我喝。我當時感覺非常激動,那杯咖啡的溫暖,我到現 在都還記得。對我而言,那不單單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種溫情。當下我就決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為這邊的人是這麼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將這種感覺 延續下去,幫助其他的人。

兩年半前,我們搬到現在這家店的門口,也是賣衣服。這裡原來是餐館,我們和老闆租了一小塊地方。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一些很好心的人就建議我們,應該去哪裡拿貨、該怎麼賣。

大約一年半前,原本的這家餐館經營不下去了,老闆問我們想不想頂下來?我和我太太考慮了一個禮拜,因為在擺攤子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一些經驗,也存了一些錢,當時的確有自己開店的念頭。但是房租實在很貴,是原來的好幾倍,壓力很大,但是空間也大了許多。

擺小攤的時候,受限於空間,很多東西我們想賣卻沒地方擺。而且服裝的流行,千變萬化,有時候幾個禮拜就要換新的款式,對小攤子非常不利。


人行道上過多的小販,明顯影響行人權益。(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我們覺得,擺攤子的時候,總是在感嘆沒機會,但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

開張的前一晚,真的很緊張,就擔心生意會不好。但還好,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第一天,天氣特別好,生意也不錯,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雖然看起來我們就這樣一路走過來了,我們自己知道其中的不容易。辛苦存了十多年的錢,等待的就是一個機會。但最要感謝的還是法拉盛許多朋友的幫助。

慢慢地,一切都上了軌道,和以前街邊的日子比起來,也比較安心了。現在,我們不但自己賣,也批發給別人賣。

當我走在街上,看到許多小販在賣各式各樣的東西,我也不會看不起他們。因為我知道,我也是這樣子過來的。

也許有人認為小販會和店家搶生意,但單單法拉盛和我做一樣生意的,就有二、三十家。我覺得,每家店都應該走出自己的風格,客人才不會跑掉,這才是良性的競爭。擔心小販,是沒有意義的,法拉盛就是應該要有各種的競爭,才會更壯大!



葉圳聲:我的角色、依法執行

第五分局社區事務警官葉圳聲,自幼在華埠成長。回想起小時候,他表示華埠街頭從未像今天一樣,有這麼多的小販。而他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問題,是在1987年開始當警察後,才發現情況似乎已經難以控制。

他瞭解小販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人申訴,警方就必須處理。一般而言,居民的抱怨較少,頂多是說有小販擋到出入口。但店家就常說小販霸佔人行道、製造垃圾、賣相似的東西,但較便宜等等。

對於東百老匯電話卡小販的案件,他說,問題很簡單,就是無照兜售。而執照的問題,他則表示這是議員、消費局以及小販間的事,警方不可能介入。

他也解釋警方的執法程序。依法,無照的小販,會先被逮捕、拘留,貨物要沒收,小販將收到罰單,而法官會裁決罰款、罰勤。至於有照的小販違規,警方則依違反之條例開罰單,小販可以自行向法官解釋。

對於小販的抱怨,他認為小販不能指責警方執法過度頻繁,因為是他們違規在先。而這是我們的工作,我的角色就是,依法執行。

此外,葉圳聲也強調,警方絕無外界所傳,有所謂每個月一定要開多少張罰單的規定。

劉醇逸:店家也有壓力

針對小販的現況,一向贊成重罰非法小販的市議員劉醇逸認為,小販的人行道使用權,應與行人的使用權達成平衡。而且還有許多店家,他們有房租的壓力,必須與小販競爭,而許多這些店家的經營者也是新移民。所以,他認為執照數量的限制是應該存在的。

郭亞倫:法律是服務多數人的

郭亞倫表示,身為市議員,在攤販議題上,他承受著多方的壓力。有居民和商家向他抱怨小販妨礙交通、製造髒亂;但也有小販抱怨他們沒地方擺攤,警察執法過度 等等。 而對於警方執法不當的抗議,郭亞倫建議小販可以拍照存證,或留下各種證據,如罰單等。透過律師控訴或直接與他反應。

他同意電話卡小販並不直接對社區清潔及交通安全造成威脅,而警方也應該多付出一些心力在真正的治安問題上。此外,他雖然承認小販對社區有一定的貢獻,然而,他也強調,法律是服務多數人的。

郭亞倫指出,修法是一條漫長的路,尤其是攤販問題,而這並不單單是華人的問題。由於涉及各族裔、不同的社區,以及販賣各種商品的小販,因此必須廣泛地接納各種意見,召開公聽會,然後才能正式提案。

他表示自己心裡已有腹案,也承諾將在近期加速與社區各界溝通,並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包含修改現行法規、時間及街道的開放等。

人權組織:小販是被犧牲的一群人

紐約市到底有多少小販?沒人能清處地計算。但根據“城市正義中心,小販計畫組”(Urban Justice Center, Street Vendor Project)的統計,目前人數約有1萬人。若以語言比例區分,小販的母語則依次為:孟加拉語21,英語20,中文或廣東話15,波斯語10,以及阿拉 伯語6等。

小販計畫負責人巴辛基(Sean Basinski),在就讀法學院之前,曾經在街邊賣過熟食。而目前是律師的他,全職工作是為該計畫會員提供法規諮詢、出庭解決罰單糾紛、以及領導人權活 動。談到小販的問題,他表示“小販是紐約值得驕傲的傳統。100多年前,愛爾蘭人、猶太人、義大利人,曼哈頓在下城用推車賣東西。大量的新移民,不但帶來 家鄉的傳統,隨著人口密度成長,小販生意的增加,也帶動了早期紐約的繁榮。”

“大家喜歡買便宜的東西,但不想在店裡排隊,小販解決了人們短暫的購物需求。比如冷天的保暖用品、帽子、手套、萬聖節的小道具、夏天的冰淇淋、汽水等。此 外,他們是社區內友善熟悉的臉孔,也提供特殊的地區口味,比如說華埠的雞蛋糕、炒麵等,展現紐約的多元面。這些都是小販的特殊價值。”他認為。

至於有許多人認為街頭小販降低了生活的品質,巴辛基並不以為然。他提出一份2001年由紐約市民犯罪委員會(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City),與復敦研究機構(Fordham Institute),針對紐約市生活品質的一項民意調查。其中顯示,在10項最可能影響生活品質的問題中,2分為嚴重影響,0分為不影響。前5名分別 為:開車超速1.9,計程車司機的開車惡習1.83,牆壁塗鴉1.81,亂丟垃圾1.69,收音機噪音1.65。而街頭小販的平均得分為0.6,被規類為 最不影響生活品質。另一項被規類為不影響者為行人闖紅燈0.93。

而比較不同族裔對小販問題的觀感,依序為亞裔0.9,西班牙裔0.6,非洲裔0.6,白人0.5。其中以亞裔覺得最嚴重,但仍低於標準值1.0。

巴辛基相信,多數的紐約人是喜歡小販的。而不喜歡小販的人,通常是大商店、大生意的老闆。他們希望街景是他們喜歡的樣子,所以說太擁擠了,遊說政府對小販封閉街道,提高罰金,造成小販生活的困境。

“當許多生意人在排擠小販時,小販因為沒有組織,總是被忽略、被犧牲的一群。”他指出。

而談到華人小販的共同困難,他認為是語言問題阻礙了小販與警察的溝通,以及對法規的瞭解。

至於該組織的基本訴求,巴辛基強調:

第一、開放執照名額限制:在1993年,市議會法定的執照名額用盡之後,政府便不再發放新執照,而目前累積的候補名單,依照每年依序遞補的速度,要消化約25年。

第二、停止沒收小販貨物或維生工具:沒收小販的物品,就像開車違規,就要沒收汽車一樣不合理。

第三、停止警方無謂的騷擾:警察應用心對付真正的罪犯,而不是小販。

第四、法規單純化:目前針對小販的法規,是數十年累積的產物。不但小販無所適從,警方也常常誤開罰單。而這也是小販必須學會自保的原因。

“多數小販都是誠實而勤勞的,他們值得被尊重,應該有謀生的機會。”巴辛基說明自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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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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