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 香港1月31日电（记者 黄晓南专访）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百废待兴，中国虽安然度过危机，但是仍面对不少深层问题，包括市场化改革的前路等。追本溯源，要了解中国经济目前面对的问题，必须先理顺近卅年来“经济奇迹”出现的缘机和走过的脚步，才可认清处境，知所去向。
为此，中评社专访了曾深入参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并一直关注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张教授可说是把以高斯和佛利民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理论介绍到中国内地的先驱，他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紧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于1982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仍所知甚少的时候，就在英国发表论文，一锤定音地揭示中国必将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在西方学术界造成震撼。
往后这三十年，每当中国经济改革面对艰难抉择的关头，都可以见到张五常参与其中的身影。为了进一步了解并解释中国的经济实况，他走遍大江南北，为探索农业改革处境，他到农村与农民们打成一片；为解答“承包制”能否推展到工业的困惑，他到北京首钢的工人宿舍住下来，埋首找第一手数据。到了今天，他在全国各地仍设有多个“调研点”，对于农产品最新售价、东莞工人的加班费，他随时如数家珍。
中国人聪明吃得苦
中评社：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承包责任制的实践，而张教授功不可没。如此大规模的“承包制”演进，全球都无先例，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有今天的成就与我无干。我只是在旁不断打气，见到走上歪路就大声疾呼。有时我认为北京听我的而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叫得力竭声嘶也如石沉大海，一正一负，加加减减，剩下来的刚好是零。
我的本领是容易地约束着自己，既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计较外人以为我是傻佬一名，下笔为文只是为了一点关心，写得坦白，但听不听则随君便，所以活到今天。
不是说笑，中国有很多好干部，比我伟大，而劳苦大众的拚搏更比我伟大多了。炎黄子孙的“劣根性”众所周知，但他们一般聪明，吃得苦，在适当的制度下他们的生产力就爆发出来了。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但只要看到明天有希望，炎黄子孙会站起来。
县际竞争是中国奇迹的关键
中评社：“承包责任制”在农业容易实行，但最后竟成功推演到工业上，直接促使“经济奇迹”的发生，内里的关键是什么？
张五常：（昔日的）承包责任制在工业没有真的成功过，主要的困难是会贬值的资产与再投资的问题不好处理。土地的承包使用却没有这些困难，中国的工业层层承包始于1984年，后来引进到土地划分的层层承包。
工业的层层承包可不是中国独有，但地区的层层承包却是中国的伟大发明。通过这样的安排而把权力下放妙绝天下，以县为经济竞争的主角也是天才一笔，我认为是经济压力逼出来的，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吧。
中评社：张教授首创“县际竞争”理论，对“中国经济奇迹”作出强而有力的解释。我们记者在内地采访时，亲身体验县官对于招商引资的狂热，也从事实上反证了张教授的理论。但有一点想不明白：那些县官的工作诱因（incentive）是什么？因为一般的工资、政绩等，似不足以支撑这种企业家般的热情，而且地方官是常会异地调职的。
张五常：以增值税作佃农分成是重要的鼓励，县干部的薪酬低，但应酬费用一般可观，有些县干部从招徕获得的奖金不少。因为县的发展是一盘生意，有生意能力的干部往往有商业机构招手。
除了这些，我认为曾经有十多年时间，县际竞争的气氛实在好，我不怀疑好些干部衷心地要为国家做点事。炎黄子孙倒霉了几个世纪，见到有机会而为国家做点事，热闹一下，用不着伟人。
“贪污对经济有利”不成立
中评社：张教授在著作中说，“朱镕基（1993年）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贪污对经济有利’的假说推翻了”，能否对此说作进一步阐释？因为自199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正如中央领导人所说，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腐问题。
张五常：1993年起的十多年是中国奇迹最“奇”的时日，而这段日子肃贪最严厉。贪污当然还有，还有不少，但比起亚洲的其他国家，我认为不是那么严重。认为贪污可以协助经济增长之说，是蠢见！
中评社：张教授把中国近卅年的发展形容为“经济奇迹”，认为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但有人提出异议：中国人不是特别蠢或懒，人口13亿，拥有今天的经济生产力，是正常不过的事，中国政府值得表扬，只因其“没把事情弄糟”，而非“做了非常对的事”。
张五常：严格来说，没有把事情弄糟就是非常对。靠人多？看看印度就知道你看错。越南抄袭中国的制度，有几年经济急升，头头是道，但今天又搞得一团糟。还是给中国政府一点功劳吧。（博客管理员按：张教授说原文是“还是给中国的共产党一点功劳吧。”但中评社把“共产党”改为“政府”。张教授接受中评社的改动，因为读者可能较易明白。但教授补充说，共产党与政府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有关的理论复杂湛深。他认为自己的原文说得对。）
中评社：新《劳动法》推出后，张教授认为铸成大错。及后，教授在报章指出，该法的落实有松动，情况转趋乐观。至今，该法推出超过十八个月，教授的最新观察和判断是如何？
张五常：《劳动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脱离了解释现象的范畴，不学也罢。《劳动法》今天的确放宽了不少，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一言难尽。
中国学生面对环境局限
中评社：金融海啸后，欧美自由派当道，或也波及亚洲。张教授认为这是一股“逆流”吗？将对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何种影响？
张五常：西方的先进之邦夜长梦多，要真的过金融危机之关不容易。中国的际遇还好，可读我发表的《从神州误导地球说先进制度的不济》。
中评社：张教授长年关心教育，近又推出《新卖桔者言》，授中国学子以经济解释心法。对于中国的院校能否培养出像教授般的经济学者，您感到乐观吗？对于中国教育主事者，以及有意修习经济学的学生，教授有何建议？
张五常：这些年我起码遇到五、六个在内地的经济研究生是上上之选，可惜大学的制度与老师的指导，他们没有我当年那么幸运。
我深信，只要神州大地能搞起有自己文化面目的学问，胜于我的中国本地经济学者会出现。
目前来说，中国学子面对的教育局限很不妥，不能不让我这个老人家继续威风一下（一笑）。不是说海归的众天才不厉害，而是在经济解释这玩意上他们没有练过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