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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谁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tulip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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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6-01-10   

谁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每天,当我们拿起报纸,很自然地看到一行行从左到右的文字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在办公室,许多人十指如飞地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在电脑上与外界沟通;上午10点,优美熟悉的旋律响起,学生们在操场上做起了整齐、蓬勃的广播体操;博物馆里,人们从古旧的器物上感受往昔的辉煌;傍晚,倾心的恋人们相约在月下、柳荫……生活就这样以我们熟悉而习惯的方式在我们身边波澜不惊地流淌着。
  可你知道吗,仅仅在半个多世纪前,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一份提案、一项政策、一部法律,就这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纽约的中国旋风———
  政协一号提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950年11月24日清晨,纽约时间6时13分,刚刚睡醒的纽约人打开电视看早新闻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正在纽约机场徐徐降落。从舷梯上走下了统一装束的中国人。美国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还在朝鲜战场上和自己的军队狭路拼杀的中国人,竟然已悄悄地来到了他们身边;9个中国共产党人,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然而,更让美国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中国人在4天之后,出现在美国人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人的愤怒连同他们的风度,都令美国人大开眼界。
  1950年11月28日晚七点多钟,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夫人、女儿一起坐在客厅的电视机旁———电视画面正播出当天联合国安理会的实况,此刻发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约代表伍修权:“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后来伍修权将军回忆说:“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出来了”。
  这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出的最初的声音。
  而这一切,则要追溯到一年前的一个政协提案。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44位著名民主和党外爱国人士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
  这就是中国人民政协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这一提案获得会议一致通过,并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执行。1949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基本灭亡,“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它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以及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的提案。

  婚姻革命———
  自己找婆家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姜桂芝心里就十分别扭,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刚刚和她结婚的男人,因为他既是她的姐夫,又是她的丈夫。
  上世纪40年代,江苏上虞县十几岁的姜桂芝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窦初开的她渴望着能够拥有一份属于她的感情。然而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决定把她嫁给她的姐夫,而这只是为消去她姐夫命中的一个“灾星”。这个消息仿佛晴天霹雳,将她的梦想击得粉碎。她哭闹,绝食,甚至以死来进行的抗争却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在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尽管心中万般的委屈和不愿,她终于还是嫁给了姐夫。和自己的亲姐姐同侍一夫,她心中的苦不知该向谁去诉说,而纳妾,对那个年代的男人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就在姜桂芝对婚姻开始绝望的时候,一场婚姻革命正在孕育中。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这一年的冬天,正在河北平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找到了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向她们布置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起草婚姻法,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
  罗琼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邓颖超主持下,由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我和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法律的王汝琪等同志组成了7人起草小组,由王汝琪执笔,边调查,边学习,开始起草婚姻法。”
  在反复的调查、讨论和修改中,1950年初,《婚姻法》初稿完成了。又经过全国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三方面多次讨论、修改,1950年4月13日,《婚姻法》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讨论通过,并经过毛主席签署,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施行。
  《婚姻法》是解放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解放之初,童养媳,缠足,虐待妇女等现象十分普遍。针对这些现象,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也风风火火开展起来。那些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苦,却忍辱维持夫妻关系的妇女们,纷纷主动提出离婚,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竟高达117万件。经受着多年痛苦婚姻折磨的姜桂芝,也在此时毅然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提出了离婚的请求……1956年,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争取婚姻自由的刘巧儿的故事,成为那个时期普及婚姻法最重要的“样板爱情故事”。“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的曲调带着人们对崭新的婚姻生活的向往传遍了中华大地。

  知识就是力量———
  马景武的“识字歌”

  在山西芮城县东岩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50年3月,县妇联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村里的妇女平时很少去县城,这天也到县城看新鲜。她们来到会场,正好看见一个人手拿麻花走过来。她们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这人顺手一指“到那边”。她们顺着那人指的方向走去。看到一个用苇席围着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出出进进,她们以为这里是卖麻花的地方,一个妇女抢先跑进左侧门里,没想到,这是男厕所。男士见来了妇女,大声喝问:“干什么?”这一下,妇女秀气的脸蛋一下红到耳根,害羞地边退边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原来,这是为大会搭的临时厕所,上边醒目地写着男厕所和女厕所,可这几个妇女都不识字。
  就在三个月后,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这样一条提案:“请速组织中央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及教学方法局,专门负责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委员会指导下成立文化军以消灭文盲案”,而提案人之一,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巴金。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成年人文盲达到80%以上,中共中央、政务院郑重提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大革命”。以工农识字教育为主的工农业余学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那几位曾因“上男厕所买麻花”被人笑话的农村妇女也都积极要求扫盲,婆婆们拦也拦不住。
  河南省唐河县的马景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一生的扫盲教学生涯。“刚解放时,我16岁,初中毕业。那时,村子里连一个会写信的人都没有,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为村里人扫盲。每上一次新课,我都得变换一种教具,让男女老少识字像看把戏一样。”
  由于爷爷是私塾老师,马景武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也正是因为对农村生活的了解,马景武自己独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识字教学法,他常常根据字体结构编顺口溜,比如“蒜”字,二小二小头上长草;大雨落在横山上是个“雪”字;比如“糊”字,爷爷吃饭真稀奇,右边胡子,左边米;老高的头,老李的脚,老陈的耳朵反安着,就是个“郭”字……他还先后制造各种教具,绘制教学绘画上千幅。
  50年过去了,有5000多人听过马景武的扫盲课,在他亲手帮教下,有3代农民摆脱了文盲的困境。我国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也从80%下降到了4.8%。

  龙须沟今昔———
  李德全和爱卫会

  1952年2月29日,一阵阵隆隆的飞机声过后,人们在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青蛙、老鼠、羽毛等物,这些东西引起了居民的不安。经过化验,专家从它们身上分离出了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十余种致命的病菌。
  这时,朝鲜战场上的战争正处在激烈的相持阶段。这些害虫和病菌的发现,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发现病菌的仅半个月之后,即1952年3月,一个中央防疫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政务院迅速建立起来,在各省市地方相应建立了自己的爱卫会机构。在细菌战的阴影笼罩下,中国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的反细菌战卫生防疫体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了第一任爱卫会主任。而爱卫会的建立,与李德全和她在全国政协上的提案密不可分。
  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给一个名叫费利克斯·格林的英国记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李女士说话时双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向前倾。她一头黑发向后梳着,戴着眼镜,身穿蓝裙子、白衬衫,脚上套着一双结实的鞋子。她有一双类似农民的手,强壮而有力。她让我想起了西方一些重要的妇女先驱———英国的伊丽莎白·弗赖,美国的简·亚当斯。”
  李德全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一次,外国人在给她姐姐做手术时,把剪刀遗落在肚子里,造成感染,而当时也没有抗生素,姐姐死了,这使李德全深深感受到了医疗卫生的重要性。
  然而,在旧中国,贫苦的人们生活在肮脏恶劣的环境里,正像老舍先生电影《龙须沟》里描述的:“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的臭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嘲笑为东亚病夫。
  于是,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李德全在第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提交了这样的一份提案:《请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协助发动群众卫生运动,以减少人民疾病及死亡率,而保证生产建设案》。
  爱卫会成立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在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在人们齐心协力的打扫下,臭名昭著的龙须沟不见了,代之以一条宽敞的大马路。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开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早晚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观念,中国人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普及的。上班前检查个人卫生更是那个年代所独有的,就连家里的卫生也要由居委会的同志定期来检查。

(央视《记忆》栏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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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不管生活怎样,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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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6-01-10   
《刘巧儿》片断欣赏 -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不管生活怎样,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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